正文

1.为什么要倡导中国式“赢”(1)

中国式“赢” 作者:赵伯平


任何管理都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此一地彼一地,何况对于中国企业,真正适应起来还需要有针对性。总归中国式管理,它的不足之处是存在的,我拿出来对比分析,这样才能更清醒地看到中国式“赢”的价值及力量。下面,我将深入分析中国式管理的几点局限:

1.不成体系的管理哲学

中国古代有哲学吗?如果说哲学是哲学家们依据一定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把不自觉、不系统的世界观加以系统化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古代的哲学显然是一种政治文化,而不是一种管理文化。儒家文化中包含了多少自然知识、社会知识的问题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单看有多少思维知识,有多少心理学和逻辑学知识,恐怕要惭愧得很吧。儒家文化中充其量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世界观,有一些三三两两的哲理,但距离系统化的思想体系还差一大截。

儒家文化算不上完整的哲学,道家、释家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所以我坚定地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哲学,只有零零碎碎的世界观和三三两两的哲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管理哲学,只有些许识人、育人、用人、驭人的个人心得和政治治理体会。

2.一套人治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的些许识人、育人、用人、驭人心得和政治治理体会能产生现代企业管理吗?如果说现代企业管理是基于组织,基于马克斯·韦伯的科层架构组织之上的话,那么一个不分中式、日式、欧式、美式的管理科学则是整个现代企业管理的源头。现代企业管理由管理科学起步,一步步发展到今天,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管理科学是什么?是构成企业组织的全部刚性,是组织机构图、岗位图、人员编制、部门职责、岗位描述、责权利、纵向横向的指挥协调关系、工作流程、业务流程、标准、规章制度、守则,是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法约尔的“工业和一般管理”,是福特的“流水线作业”、戴明的“质量管理十法”。

中国古代的些许识人、育人、用人、驭人心得和政治治理体会又是什么?是人之初,性本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内圣外王;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言偾事,一言丧邦;“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伯乐相马,慧眼识才;知人善任,唯才是举;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六韬》中的“一曰仁,二曰义,三曰恕,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王安石的“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还有统领我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我们所讲中学里的一个分支。

这样的识人、育人、用人、驭人心得和政治治理体会虽然内含了不少诸如伯乐相马、慧眼识才、知人善任、唯才是举、“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等至今仍具一定价值的支流理念,但由于主流的、被朝廷和各级官府衙门不遗余力地宣扬,成为道德教化的主题词,列入到秀才、举人等各类人才选拔考试中,融入到国民的精神骨髓中的理念是“人之初,性本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内圣外王;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实际的发生的情形必定是任人唯亲和朝中无人莫做官。知人善任、唯才是举的局面只有在一个王朝建立时,在以实力相对抗的纷争之世,才会在少数明君、明主身上间或地产生,它不是中国历史的常态,而是中国历史的异数。

顺着这样的识人、育人、用人、驭人心得和政治治理体会往下走,我们就会发现,既然人之初是性本善的,既然人是可以通过修身达到止善、内圣境界的,那么治理的第一要务就是对天子——皇帝进行持之以恒的德育包装。皇帝的德育被包装得圆满了,一个合情合理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的命令——服从型统治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时,天下所有的官吏百姓只要向皇帝同志学习,做好修身的功课,牢固树立起天下一家的安身立命观,国家是大家,州、县是中家,家族是小家,大家领中家,中家领小家,一级一级地忠孝上去,则自然会国泰民安。有皇帝君父一人的人治足矣,甚至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这真是有点可笑,完全是皇帝家长制作风,完全是培养顺民的思路,设想得倒是很美。可几千年的古代社会哪一朝真正安过,哪一朝不发生反抗起义?可见,论语那一套纯粹是骗广大员工百姓的。

在天下一家中,在普天之下的大家、中家、小家中,处理家庭成员关系的准则是忠孝仁义,因而不需要组织、不需要明确的职能分工,不要制度、不要监督,一切由德育圆满的家长说了算,家长就是真理,家长就是法,最大的家长——天子是金口玉言。如此一来,作为基于组织,基于科层架构组织的管理科学和现代企业管理就没有诞生的可能。

理论上我不能证明哲学与科学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但实践上这样的一一对应关系却不容分辩。欧美的哲学认为人性本恶,人是逐利的动物,所以迎来了市场经济→工厂、企业→分工协作、权力制衡的科层组织→科学管理(法治)→现代企业管理,欧美的哲学对应于现代企业管理。

中国古代的些许识人、育人、用人、驭人心得和政治治理体会认为人性本善,人应该耻于逐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士农工商,心诚意正身修家齐国治的士排在第一,全社会以农为本,以工、商为细枝末流→有悖市场经济→有悖工厂、企业→有悖分工协作、权力制衡的科层组织→有悖科学管理(人治)→有悖现代企业管理,中国古代的些许识人、育人、用人、驭人心得和政治治理体会对应于家族制老板的人治。

哲学是根基,理念是种子,有什么样的哲学、理念,就有什么样的管治方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前因后果,分毫不差。当老板一旦决定将中国古代的些许识人、育人、用人、驭人心得和政治治理体会作为中国企业之“体”时,就不能再奢望管理科学等的西学可以拿来作为中国企业之“用”,就不能再企求什么西学的法,中学之体与西学之用是不可调和的,不能共存的,有中学的人情、中学的理念在上,就没有西学的法存在,两者不可得兼。中学的人情、中学的理念只能产生中学的法、明君式的法、人治的法、高度集权的个人可以随时随地地改变、无视它的法。所以,拿“中学之体”与“西学之用”混在一起,真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两个扯不到一块的东西,强硬着掰到一起,生出来的必定是四不像,必定是失败。晚清搞了这套,已经证明是失败的,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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