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黄梨洲对罗近溪之论述（见《明儒学案》卷三十四，《近溪本传》），可以看出近溪的工夫经历，以及他造诣的轮廓。阳明良知之学，风行天下，而“良知”当然必须在日用之间流行（在视听言动、日常生活之中发用），但如果没有真实工夫来支持，则所谓流行发用便不免成为随意之挥洒，只成为一种光景（此是光景之广义）。反之，如果不能使良知具体地流行于日用之间，而只悬空地去描画良知心体如何如何（某些取径于静坐工夫者，常谓在静坐中见得一线光亮云云，大体即是此类），如此，则良知本体亦遂成了光景，供彼玩赏（此是光景之狭义）。而圣门工夫，既要拆穿那“空描画流行”的广义的光景，亦须拆穿“空描画良知本身”的狭义的光景。其实，良知本身，无声无臭，不可描画；彼所描画者，实只是良知投映出来的光影。而欲拆穿光景，便须有真实的工夫。顺泰州派的家风而作真实工夫，以拆穿良知本身的光景，使良知明觉真实地流行于日用之间，并同时即此而言“平常、自然、洒脱、乐”，是即近溪显示特殊风格的所在。

宋明理学发展到王阳明，义理的分解已到尽头。依阳明之教，无论“天、道、性、理”全都是虚说，唯有“本心”才是实说。问题发展到这里，义理的核心只收缩成为一个良知本体，一切都只是知体的流行，只是知体的著见发挥。要说天，良知即是天；要说道，良知即是道；要说理，良知即是理；要说性，良知即是性；要说心，良知即是心。如果再关联其他的观念如“意”与“物”，或者致良知以外的其他种种工夫而言，阳明的分解，亦已做得了无余蕴。因此，顺着王学下来，只剩下一个“光景”的问题。如何破除光景，而使“良知天明”具体而真实地流行于日用之间，这个问题乃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而近溪就承当了这个必然，所以他的学问风格亦专门以破斥光景为胜场。

正以此故，近溪一切话头与讲说，全是就着“道体之顺适平常与浑然一体而现”这个意思来说话，除此之外，并无新说可立。但这种“道体平常”的顺适与浑沦，就人的体现受用而言，实非容易。单只提揭“致良知”为口诀，亦仍然不足尽其蕴。按，就立纲维而言，“致良知”三字即足以概括。但从真实体现上说，则不能靠口诀以尽其蕴。

阳明致良知“四句教”，说得平停稳妥，龙溪又将四句教推至究竟之处，而有“四无”之说。就义理境界的陈述而言，到此更无剩义，只看如何真实地使良知表现于日用生活耳。所以近溪不必再立纲维、再提宗旨。黄梨洲所谓“当下浑沦顺适”以及“工夫难得凑泊，即以不屑凑泊为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