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不但是个理论家，他还是个实干家。1915年8月14日，杨度拉拢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成立了筹安会，主张君主立宪，鼓吹帝制，史称“筹安六君子”。

在之前的历史上，曾出现两组知名的“六君子”，一是反对明朝宦官魏忠贤而惨遭迫害的左光斗等“六君子”；二是戊戌政变后被慈禧太后所害的“戊戌六君子”。杨度这几位仁兄，叫他们一声“帝制六人帮”倒是恰如其分，他们有何德何能，能配上“六君子”之称呢？想必是反讽也。

杨度等人尽管声称自己是学术团体并以“爱国热忱”为掩护，但天下人并不全是傻子，这“六君子之心”，虽非日月昭昭，但也是路人尽知。此文一出，先前的好友梁启超骂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而在日本时经常出入杨度寓所的蔡锷在起兵反袁时也通电要求将杨度等六人“明正典刑，以谢天下”！

就连杨度的老师王闿运也看出袁世凯的把戏搞不下去了，他辞去了国史馆的职位打道回府，仍旧回他的老家湖南吃老米去。在出京之前，杨度来送他，老先生抓住杨度的手，叹息道：“你还是少说话的好！”

在梁启超的笔杆子和蔡锷的枪杆子双重打击下，洪宪帝制搞了不到半年就宣布垮台，袁世凯还因而心力憔悴，最后一病不起。据说，袁世凯在临终前曾对身边的人说：“杨度杨度，误我误我！”

在追悼会上，杨度给袁世凯写了一副挽联，既为他惋惜，也为自己辩解：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时至于此，杨度仍不认为自己错了。当时有一个记者来采访他，想问问他鼓吹帝制失败的感想，杨度以一种很安详的态度兼很坚决的口吻答道：“我的政治主张虽然失败了，但是我的君主立宪的主张是不动摇的。十年前，我在日本东京时，黄兴、孙中山主张共和革命，我不同意，我认为共和有缺点。我和梁启超是老朋友，最初他也是主张君主立宪，可是到后来，他又改变了主张。我则始终没有改变。”

在护国战争中风光一时的蔡锷，在袁世凯死后不久便也因为喉疾而英年早逝。令杨度感伤的是，蔡锷在遗嘱中特意提到了自己的这位老朋友：“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王闿运则在日记中记道：“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

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黎元洪发布惩办帝制祸首令，杨度名列第一名。不过，北洋时期的通缉令大多是当不得真，也没有人认真追究的，杨度也就避祸搬进了天津租界，闭门读书。对此，倒是辫帅张勋公然站出来为杨度说了句公道话：“君主民主，主张各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不仅如此，张勋还亲笔写了封信给杨度，对其表示同情。

一年后（1917年），这个留着大辫子的老头终于干出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史称“张勋复辟”。但是，张勋是个有勇无谋的武夫，行事又如此鲁莽与操切，他所导演的这场短命闹剧，最终只能将杨度心目中的“君宪理想”彻底葬送。

为此，杨度不顾张勋在他落魄时的惺惺惜情而发表了一篇名叫《反对张勋复辟》的公开电：“度平生信仰君主立宪……惟尝审慎思维，觉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逆流，必宜以革新之形式，进化之精神行之，始可吸中外之同情，求国人之共谅，且宜使举世皆知为求一国之治安，不为一姓图恢复……公等于复辟之初，不称中华帝国，而称大清帝国，其误一也；……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盖无程序之共和国如群儿弄火，而无意识之复辟又如拳匪之扶清，两害相权，实犹较缓……”

很显然，杨度仍旧认为君主立宪制是救国的最佳药方，但他不得不痛苦地指出，张勋等人的愚蠢行事和倒行逆施最后只能使“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次之牺牲，永无再见之日”。电文结尾处，杨度将自己悲愤的心情告之天下：“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