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的分法，奴隶分三种，一曰愚奴，二曰顺奴，三曰猾奴。

第一，中国文化充当集权政治的帮凶，在愚民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翻译过来就是：小民百姓可以随便使唤，但是不能让他们知道原因。老子也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声，常使民无智无欲。"总而言之一句话，对统治者来讲，牧民就是养群傻，越傻越好，老百姓也还真争气，叫傻就傻，集体犯傻，不傻也要装疯卖傻，难得糊涂。英人马戛尔尼使华，在自己的日记中总结说： "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可以说，清政府成功了，《还珠格格》里的一句歌词 "你是风儿我是沙 "，我最喜欢唱了，把它改为 "你是疯子我是傻子 "，越唱越乐，越乐越傻。

依现在的理念来看，高素质的政府，或者说政府素质的提高，其前提必是国民素质的不断进步。所以这里我有些小小的遗憾，正如没有对手存在，狮子、野狼也会懒惰而愚蠢一样，政府的愚民政策，最后也会报应到自己身上，所以马戛尔尼同时发现，清政府的官员与知识分子，比上那些愚民，也并没有聪明到哪里去，相反，他们可能更冥顽不灵。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容下面专章另述。

第二，执政者不傻，知道自己江山的安稳在于民众的驯服，这种驯服是需要统治者下一番工夫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叫牧民。我看着，感觉总有些驯兽的嫌疑。很不幸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好给统治者发明了一套三纲五常的牧民工具。中国的统治者之所以乐意让孔孟坐到庙里享用冷猪头肉，最关键的原因乃是孔孟等人是这工具的设计者。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对统治者来讲，这一套工具用起来也并不是完全得心应手的。比如孔子要求男女不得同途，统治者就没有执行，估计是知道中国人喜欢私下里闯红灯吧。再比如，朱元璋当上皇帝后才开始读孟子，读着读着就着急了，发脾气说："这老头儿要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因为中国的皇权政治越发展，老百姓就越驯服，而孟子的好多言论，都落后了，比如他竟敢蔑视皇权，说什么 "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还说什么"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不听，则易位 "。这话在春秋战国时可以随便说，在大一统国家之下还能这么潇洒吗？这不明摆着是煽动造反吗？所以，元璋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把孟子书中看着不顺的字眼去掉多处 --删去 85条，剩下 170多条，取名叫《孟子节文》，给各学校做教材。孟子如果泉下有知，说不定会给元璋一句 "望之不似人君 "的评语呢。为了叫大家都做乖孩子，元璋治下的各级学校，上至国子监下至地方乡村小学，校规都是极其严格的，立卧碑贴条款，严禁学生逾规。最不可思议的一条规定是，"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 "。一句话，学生只管读被删节后的圣贤书，无资格开口论国事。元璋是个识字不多的皇上，识字不多，还有这么多心眼，何况识字多的统治者呢？总之，在统治者的调教下，读书人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来到公众场合，茶店里酒楼里更是有 "莫谈国事 "的封条时刻在提醒你管好自己的嘴巴。当然，嘴巴闭上了，还有眼珠呢，有那不老实的，就开始玩 "道路以目 "的花招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武帝手下的张汤独创 "腹诽 "罪--我看你骨子里反我，于是这 "道路以目 "也不行了，沉默权都没有了，大家只好学祥林嫂，眼珠间或一轮，表示还算个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