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志怪的小说，既如上述，现在我们再讲志人的小说。六朝志人的小说，也非常简单，同志怪的差不多，这有宋刘义庆做的《世说新语》，可以做代表。现在待我举出一两条来看：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  ‘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卷上《德行篇》）“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日：  ‘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恽衣，诸君何为入我恽中？’”（卷下《任诞篇》）这就是所谓晋人的风度。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阮光禄之烧车，刘伶之放达，是觉得有些奇怪的，但在晋人却并不以为奇怪，因为那时所贵的是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谈。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的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的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的教科书。

前乎《世说》尚有《语林》，《郭子》，不过现在都没有了。而《世说》乃是纂辑自后汉至东晋的旧文而成的。后来有刘孝标给《世说》作注，注中所引的古书多至四百余种，而今又多不存在了；所以后人对于《世说》看得更贵重，到现在还很通行。

此外还有一种魏邯郸淳做的《笑林》，也比《世说》早。它的文章，较《世说》质朴些，现在也没有了，不过在唐宋人的类书上所引的遗文，还可以看见一点，我现在把它也举一条出来：

“甲父母在，出学三年而归，舅氏问其学何所得，并序别父久。乃答日：  ‘渭阳之思，过于秦康。’（秦康父母已死）既而父数之，  ‘尔学奚益。’答曰：  ‘少失过庭之训，故学无益。，”（《广记》二百六十二）就此可知《笑林》中所说，大概不外俳谐之谈。

上举《笑林》，《世说》两种书，到后来都没有怎么发达，因为只有模仿，没有发展。如社会上最通行的《笑林广记》，当然是《笑林》的支派，但是《笑林》所说的多是知识上的滑稽；而到了《笑林广记》，则落于形体上的滑稽，专以鄙言就形体上谑人，涉于轻薄，所以滑稽的趣味，就降低多了。至于《世说》，后来模仿的更多，从刘孝标的《续世说》--见《唐志》--一直到清之王睥所做的《今世说》，现在易宗夔所做的《新世说》等，都是仿《世说》的书。但是晋朝和现代社会的情状，完全不同，到今日还模仿那时的小说，是很可笑的。因为我们知道从汉末到六朝为篡夺时代，四海骚然，人多抱厌世主义；加以佛道二教盛行一时，皆讲超脱现世，晋人先受其影响，于是有一派人去修仙，想飞升，所以喜服药；有一派人欲永游醉乡，不问世事，所以好饮酒。服药者--晋人所服之药，我们知道的有五石散，是用五种石料做的，其性燥烈--身上常发炎，适于穿旧衣--因新衣容易擦坏皮肤--又常不洗，虱子生得极多，所以说：  “扪虱而谈。”饮酒者，放浪形骸之外，醉生梦死。--这就是晋时社会的情状。

而生在现代的人，生活情形完全不同了，却要去模仿那时社会背景所产生的小说，岂非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