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的阶级制度，既然明白，就可以进而观古代的“封建制度”了。

用后世人的眼光看起来，封建的诸侯，和不世袭的命官，是大相径庭的。在古代的人看起来，却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为什么呢？外诸侯有分地的，内里的公卿大夫也是有分地的；其或治民，或不治民；或世袭，或不世袭；不过因所处的地位不同渐渐的生出区别来，根本上的观念总是一样。——就是把一定的土地，分给同宗族的人。——所以古人说起“官制”或“封建制度”来，总是把外诸侯和内里的公卿大夫连类并举。

《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日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制农田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

《孟子·万章下篇》，载孟子答北富镝的问，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和《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异。又说“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则和《王制》似异实同。又《孟子》说“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王制》说“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也小异。其余都同。又《春秋繁露》说：“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较《孟子。王制》为详。《孟子》记北宫锜的问，明说所问的是“周室之班爵禄”。《春秋繁露》也明说所说的是周制。至于《王制》，则《白虎通。

爵篇》说：“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质家者据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据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日：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制》日：王者之制禄爵，凡五等，谓公侯伯子男也。此据周制也。”更明说它是周制。《白虎通》又说：“殷爵三等，谓公侯伯也。……合，子男从伯。……或日合从子。……地有三等不变。……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又《王制正义》：

“《礼纬含文嘉》曰：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从三等。”那么，五等之爵，是周所独有的。

至于古文家的说法，却和今文家不同。他们虽也说周爵五等，而说封土则大异。案《周官·大司徒》说：

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叁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叁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郑玄注《王制》说：

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异畿内谓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犹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狭也。周公摄政，致大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礼，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后为公，及有功之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国小，爵卑而国大者。

惟天子畿内不增，以禄群臣，不主为治民。

郑氏此说，羌无证据，征诸古书，又实在没有这么一回事，《东塾读书记》卷七，有一条论此事甚核。所以就相信《周礼》的人，也不敢说他曾经实行。实在未敢赞同。

但是实际上，封地的大小，也并没有什么争辩头。为什么呢？无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总不过是一种制度。

无论什么制度，行的时候，总不能没有差池；何况封建？初封的时候，就算是照定制的，到后来或扩充，或侵削，也总是事实上的问题。况且封建总不过是施之于一部分之地。一朝之兴，不过于实力所及之地灭掉旧国，封建自己的宗族；其余的地方，总是因循其旧的。那么，焉得有整齐划一的制度呢？

天子和诸侯的关系，经传上所说，咱们也且把他写在下面，但是这种制度，也未必完全实行。就行之也未必能久，这也是无待于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