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中国人而言，雷锋和包青天可谓最熟悉的两个名字。雷锋精神的实质是大公无私、利他主义，这得到了官方不遗余力的宣传，并通过焦裕禄、孔繁森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楷模而不断延伸。包青天虽是历史人物，但从来不曾过时，有关包公断案的电视剧经久不衰，寄托了公众对腐败的憎恨和对正义的渴望。

这两个历史人物都与当下的经济改革密切相关。

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经历长期的探索，我们承认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邓小平非常精辟地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方式。计划经济是通过国家的力量配置资源，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是政府来决定。这一模式存在根本性缺陷：其一，消费者需求不仅千差万别，而且不断变化，通过计划安排生产出的物品未必是消费者需求的（信息问题）；其二，对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而言，计划经济剥夺了他们的积极性，无法设计出适当的激励机制来激发微观主体的热情和创造力（激励问题）。因而计划经济注定是低效率的。历史上著名的“厨房辩论”就突出反映了计划经济的缺陷。1959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开幕式上，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和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展开了一场论战。辩论中尼克松巧妙地把辩论的焦点转移到了诸如洗衣机之类的家用电器而不是武器上，凸显了苏联在民用科技方面的明显落后。

市场经济则相反。市场经济不仅不需要雷锋，而且还把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基本出发点。市场经济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利用了人自私的本性去为社会创造价值，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双赢。乔布斯为消费者设计出令人赞叹的iPhone和iPad，这不需要雷锋精神，因为乔布斯从自己的努力中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回报。正如哈耶克所强调的那样，市场经济解决了计划经济难以克服的“激励问题”与“信息问题”。

但是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是有条件的：公平的游戏规则。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决定竞争结果的是每个人的努力程度、机遇、创新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等因素，换言之，每个人都“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因此，尽管结果不平等，但大家都能接受。比尔·盖茨、巴菲特这样的世界首富不仅不会令人嫉恨，反倒成为激励普通人去追求合法财富的榜样。

但是，一旦失去机会公平，就可能出现“坏的市场经济”：权力之手不断干预经济活动，来攫取不义之财。吴敬琏先生曾说：“我们搞市场经济的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搞了市场经济，一切都会好起来。但经过这么多年，我看到市场经济也有好有坏，我改变了这点天真的想法。”

哪些问题会导致“坏的市场经济”呢？主要有两点，而这两点都与政府有关。首先，政府掌握太多资源。现阶段，我国政府对资源的掌控主要通过以下渠道：一是国有企业，特别是电信、石油、铁路、航空、金融、电力等垄断行业的央企；二是土地资源，卖地收入对不少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税收；三是财政支出缺乏透明度，由于财政支出公开程度很低，又缺乏人大的有效制约，地方政府可谓实现了“有钱花、随便花”的人生理想；四是政府掌握了重要的审批权，包括首次公开募股、重大项目、行业进入壁垒等，创业板推出后的“PE腐败”屡屡出现，是因为在市盈率上百倍的情况下，谁能获得首次公开募股资格就意味着一夜暴富的神话。2010年国家发改委一位被坊间列为“中国十大处长”之一的处长被“双规”，出事的原因很简单，他主管审批数百亿元的投资。

政府掌握过多资源害处很明显：大量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耗费社会资源；官员腐败愈演愈烈，就像温家宝总理指出的，“之所以出现‘一把手’滥用职权、渎职侵权这类问题，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政府和主要领导人权力过大、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约束。”此外，央企的垄断更是直接降低了竞争效率，提高了电信、电力、石油等物价水平，降低了公众福利水平。所谓央企是替百姓存钱的说法更站不住脚，因为百姓对央企利润并无支配权。而且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的测算，如果剔除央企的融资、土地、补贴、资源、税收等不公平竞争因素，2001年至2008年，国有企业没有盈利，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