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
有人会问，为什么发达的西方社会从来没有搞什么社会赋权交换？为什么我们要自作聪明，另搞一套，而不是老老实实照搬发达国家已经成功的体制？当然，也会有另外一种质疑：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非要模仿西方？为什么中国不能回到自己的传统，建设现代化的政治大一统，建设现代的仁政？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提出改革新思路的学理依据。
中国的改革应该以什么理论为学理依据？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精英日益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迫切地需要有说服力的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
那么，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人已经进行了100多年英勇卓绝的奋斗，付出了无法估量的代价，为什么至今仍然未能形成一套有说服力的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呢？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历史的和客观的原因来解释这个问题。但我认为，这个事实本身就告诉我们，中国精英的集体认知能力肯定出了问题，否则，就不可能解释中国人无数次地事与愿违，在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之后，还是搞不明白自己的现代化究竟应该如何走，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理论。
构建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的切入点
正是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事与愿违的事实启发我，要构建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就必须把理解中国人的集体认知特点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不理解中国人的集体认知特征，不理解中国人的集体行动偏好与集体认知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被形形色色的决定论俘虏，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认知的原点，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诸如“民主是不是好东西”这样早就被我们的先人提出过的问题。
那么，是不是所有文明的现代化，都需要对自己的集体认知能力形成很高的自觉性呢？我并不这样认为。正如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聪明，仅仅是因为他们比另外一些人更幸运一样，一些文明的集体认知能力比另外一些文明要强，并不是因为他们付出了特殊的努力，而是机遇使然。中华文明获得过自己的机遇，享受过历史的辉煌，但是，我们的历史也留下了不小的包袱。其中最大的包袱，就是缺乏公共理性的政治文化。这种缺乏公共理性的政治文化，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精英的集体认知能力，从而导致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屡屡事与愿违，一次次付出高昂的学费。
这是不是在宣扬文化决定论呢？我以为不是，因为我相信文化的自觉可以超越文化的制约。如果你仅仅否定文化决定论，却没有能力对自己的文化进行理性的批判，你就不可能真正摆脱文化的宿命。
当然，超越自己的文化是不容易的。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形成对自己文明的高度自觉，尤其是对本文明的认知特征形成高度的自觉，所需要的内外环境和知识基础并不完全是内生的，也就是说，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利益和意愿，甚至连这种意愿的产生，都取决于我们不能控制的许多因素。事实上，只有在这种环境和知识条件开始具备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有可能跳出“此山中”的时候，这种意愿才会被诱发。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能够提出中国集体认知特征这个问题本身，说明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开始具备条件，达到一个更高的自我意识水平。
这些条件包括，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空前开放的信息环境，这个信息环境彻底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视野和参照系；这个信息环境使中国能够分享全人类巨大的，并且正在飞速增长的知识存量，其中，有关人类认知的科学知识更是突飞猛进地增长；互联网的出现，带来了人类交往方式的革命，为集体认知提供了全新的手段。
我们的智慧与道德勇气，并不高于古代的先贤，也不高于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他们当年不具备的条件，我们才有希望破解他们未能破解的许多难题。
有人会问，为什么发达的西方社会从来没有搞什么社会赋权交换？为什么我们要自作聪明，另搞一套，而不是老老实实照搬发达国家已经成功的体制？当然，也会有另外一种质疑：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非要模仿西方？为什么中国不能回到自己的传统，建设现代化的政治大一统，建设现代的仁政？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提出改革新思路的学理依据。
中国的改革应该以什么理论为学理依据？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精英日益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迫切地需要有说服力的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
那么，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人已经进行了100多年英勇卓绝的奋斗，付出了无法估量的代价，为什么至今仍然未能形成一套有说服力的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呢？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历史的和客观的原因来解释这个问题。但我认为，这个事实本身就告诉我们，中国精英的集体认知能力肯定出了问题，否则，就不可能解释中国人无数次地事与愿违，在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之后，还是搞不明白自己的现代化究竟应该如何走，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理论。
构建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的切入点
正是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事与愿违的事实启发我，要构建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就必须把理解中国人的集体认知特点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不理解中国人的集体认知特征，不理解中国人的集体行动偏好与集体认知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被形形色色的决定论俘虏，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认知的原点，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诸如“民主是不是好东西”这样早就被我们的先人提出过的问题。
那么，是不是所有文明的现代化，都需要对自己的集体认知能力形成很高的自觉性呢？我并不这样认为。正如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聪明，仅仅是因为他们比另外一些人更幸运一样，一些文明的集体认知能力比另外一些文明要强，并不是因为他们付出了特殊的努力，而是机遇使然。中华文明获得过自己的机遇，享受过历史的辉煌，但是，我们的历史也留下了不小的包袱。其中最大的包袱，就是缺乏公共理性的政治文化。这种缺乏公共理性的政治文化，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精英的集体认知能力，从而导致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屡屡事与愿违，一次次付出高昂的学费。
这是不是在宣扬文化决定论呢？我以为不是，因为我相信文化的自觉可以超越文化的制约。如果你仅仅否定文化决定论，却没有能力对自己的文化进行理性的批判，你就不可能真正摆脱文化的宿命。
当然，超越自己的文化是不容易的。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形成对自己文明的高度自觉，尤其是对本文明的认知特征形成高度的自觉，所需要的内外环境和知识基础并不完全是内生的，也就是说，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利益和意愿，甚至连这种意愿的产生，都取决于我们不能控制的许多因素。事实上，只有在这种环境和知识条件开始具备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有可能跳出“此山中”的时候，这种意愿才会被诱发。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能够提出中国集体认知特征这个问题本身，说明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开始具备条件，达到一个更高的自我意识水平。
这些条件包括，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空前开放的信息环境，这个信息环境彻底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视野和参照系；这个信息环境使中国能够分享全人类巨大的，并且正在飞速增长的知识存量，其中，有关人类认知的科学知识更是突飞猛进地增长；互联网的出现，带来了人类交往方式的革命，为集体认知提供了全新的手段。
我们的智慧与道德勇气，并不高于古代的先贤，也不高于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他们当年不具备的条件，我们才有希望破解他们未能破解的许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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