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谈一下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几个大的障碍，潜在的威胁。很多，头等重要的我认为是两个，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金融问题，真正能够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就是这两个问题。台湾问题大家都知道，最近说得很多，是最具挑战性的问题，特别是遇到陈水扁这么一个政治流氓，置2800万台湾人民的福祉于不顾，一意孤行，想搞“台独”，这一点上我们绝对不能坐视不管。

台湾问题从长期来看，我的基本判断，时间在我们一面。怎么说呢？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越发展统一的条件就越成熟，这是基本的判断。我们对台政策，最近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一开始是一定要解放台湾，后来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还是要统一，我们现在争取的是时间，只要有10年、20年，最好30年、50年，那时候的中国大陆就不一样了。我们有这个自信，时间在我们这一面。

陈水扁为什么急呢？也是急在这个地方，他很被动，给他两只熊猫，他要也不是不要也不是，很尴尬。小孩说动物园有两只熊猫碍着谁呢，我要去看看，陈水扁就是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啊，拿出个理由来啊，他说熊猫统战，可是这个理由又说不出去，他非常难办熊猫这件事。包括岛内在争论的事，大陆的学历承认还是不承认，也是争论来争论去，你说大陆的学历不承认，北大、清华的学历全世界都承认，你台湾凭什么不承认？他又不敢承认，如果承认的话，台湾的学生都到大陆来读书了，我们教育部还专门给每个学校招收的台湾学生每年还是每月补贴多少钱，我们这儿又便宜，教育质量又好，全世界又承认，为什么不到这儿来读书呢？那台湾大学就空了，都到这儿来了，那20年之后台湾的大学生都是中国大陆培养的，那事情不就好办了嘛。

包括经济上的，我们去年对台湾的贸易，逆差600多亿美元，前年是580亿，经济上已经严重依赖于大陆了。而且我们对台湾开放农产品市场，水果你来吧，支持陈水扁的草根都是南部那些人，我去过台湾，农村所谓的草根，都是农民。种的庄稼你卖到我们这儿来吧，我们不怕，你不就是2000多万人吗，所有人都去种庄稼，我们也都能把你的东西买来。所以现在他们很难办，你跑不掉，你不是一条船，你不还得在这儿呆着嘛。

但是现在的问题，陈水扁也是看到了这么下去，直通也不行，飞机都不让飞，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大家对他都有意见，所以他就想走法理“台独”，他也是赶时间，越往后就越难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看到长期对我们有利，但是短期，作为一个政治流氓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做出来。

第二个挑战就是金融。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内金融，我们整个金融体系系统的稳定性，银行系统有效性，我说的是广义金融。

剩下还有一些问题，相对来说重要性就低一些，比如说能源和资源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发展的一个瓶颈。现在这个世界，有人说如果中国要达到美国的那种生活水平，消耗掉的资源和能源至少要三个地球才能满足。当然这是耸人听闻了，也是中国威胁论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确实要考虑这个东西，使用的效率问题，包括石油。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谈的就是贸易问题，我们现在的出口市场问题。我们的产品到外面去，遇到各种各种的问题，包括像刚才说到的动物福利条款，这是一个例子，还有知识产权，通过知识产权约束你，这都是和贸易有关的，WTO里专门有一个知识产权协议。

还有一个问题，我称之为国际分工陷阱，什么意思呢？有一个故事，是芭比娃娃的故事。中国生产的一个玩具，美国市场上很流行，过圣诞节的时候都愿意给孩子买一个，有大人甚至还攒这个东西，主要是中国生产的。其中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卖10美元，到岸价格是2美元，就是这8美元跟中国没有关系了。剩下2美元里有1美元是运费和保管费，还有1美元，这1美元里有65美分是原材料的费用，那么中国人生产这一个芭比娃娃，10美元的售价，中国拿到35美分，也就是3.5%。这是一个经典的故事，我们的出口产品不全是这样，为什么拿这个作为例子呢？一个是芭比娃娃好记，再一个比较典型。

中国参与全球分工，参与全球化进程，最后我们生产的都是在一个生产链条的末端，是劳动密集型、低资本、低回报、低技术含量的产品。我在国家行政学院讲课，班里的学员主要来自中国电子集团公司，都是中层以上公司人员，我听说咱们出口几千块钱的电视到国外，一台电视只能赚5美元，而且已经是很不错了。长此以往，我们只是生产这些东西，只是在国际分工的末端，在下游生产，赚了很薄的利润。长此以往的话我们就掉进了一个国际分工的陷阱，国际分工链条我们就是末端，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中央最近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搞创新型国家，当然我们要考虑中国是在工业化进程中，有大量的农民工需要就业，我们确实需要这种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所以我们现在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刚才说的低附加值的，还有就是走高科技的道路。最近我们国家对高科技的投入是非常大的，研究与开发经费超过日本，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当然这笔资金怎么更有效地利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对中国的发展是充满信心的，为什么充满信心呢？昨天我在跟学生说这个事，中国行进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100年之后的历史学家，他们在写我们今天这段历史写什么东西，很多事情可以写，不可能全写，一定要写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最值得记忆、最值得描述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还是我们这个标志性的东西，也就是两年前的宪法修改。宪法的修改我觉得意义深远，主要就是三件事。第一，“三个代表”入宪；第二，保障财产权利；第三，保障人权。这三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清楚，“三个代表”太重要了，半个月前我在清华大学给韩国的一个高级研讨班讲课，我就给他们讲“三个代表”，他们很多国会议员就坐在下面听。我说100年之后怎么看待这一段历史，“三个代表”非常重要，后来他们就问 “三个代表”是什么、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意义重大，我讲了一讲。

我是闭幕之前作的报告，讲完之后我跟组织者说，搞了二十几场报告，怎么没有一个人给他们讲“三个代表”呢，不了解“三个代表”，怎么了解中国今天的发展呢？还有财产权利和人权，正因为宪法改革，才有了《物权法》，还有知识产权等等一系列的东西，这是保障中国长期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东西，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谐社会第一条强调的就是法治。总体来说中国是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当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问题是永远都会存在的，任何社会都是带病运行的，关键是我们抓住主要的方向，坚持不懈。我第一次出国是21年前，1986年我去美国，那时人家对你的态度和今天去感觉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因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壮大了，我们不能愧对我们的祖先。过去中国创造了辉煌，在世界的地位、说出来的话，我昨天跟大学生也有讲到，那时候的气魄，我们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我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