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基辛格时期，美国外交思想发生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变化。现实主义理论取得了真正统帅美国外交政策的地位，理想主义原则第一次无法解释也无法指导美国对华政策。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是导致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主要客观因素。无论谁为美国外交掌舵，政策调整都势在必行。尼克松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能成为对华政策的缔造者，是“时势造英雄”。但是这对政治搭档的个人素质和他们对客观形势的能动认识，也对中美关系的突破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尼克松将意识形态方面的僵硬态度同政策方面的实用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外交风格。

他上台前的反共斗士形象，成了他保持外交灵活性的政治资本。在长期政治生涯中，他养成了敏感的政治神经。基辛格的理论修养，在很大程度上恰好弥补了尼克松的不足。基辛格在参政之前，就指出美国外交政策需要一种“哲学深度”。他认为美国要创造一种有利于自己的世界秩序，必须首先形成一套系统地认识世界的理性观念。{34}基辛格深谙近代欧洲外交史，崇拜梅特涅、俾斯麦等擅长均势外交的政治家。作为理论家，他同凯南有许多共同点，都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学派。

美国改变对华政策，除了需要重新估价“中国威胁”外，还要求美国决策者对整个外交思想进行更广泛、更深刻的反省。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地位的相对削弱和在世界范围内收缩力量的必要性。1969年发表的尼克松主义做到了这一点。后来基辛格就尼克松主义解释说：美国不能也不会为自己的盟友承担所有的防御义务，“我们的义务必须由自己的利益来决定，而不是相反”。{35}

承担的海外义务越少，感受到的威胁就越小。这时美国如果再把中苏同时看成危险的敌人，就不合逻辑了。美国必须保住重点地区，对付主要敌人。尼克松政府不再像前几届政府那样，把美国在越南干涉的成败看成美国权力和全球义务的象征。在基辛格眼中，越南只是“一片重要大陆上的一个小半岛”，因此从越南撤出并不意味着全球战略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36}美国从越南撤军是推进现实主义外交的重要标志，也是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前提。

在重新估计美国实力的基础之上，尼克松和基辛格确立了世界多极化的思想。尼克松在1971年7月的堪萨斯城讲话中预言，不久的将来世界将出现五大经济力量中心——美、苏、西欧、中国、日本；由于中国最终将成为经济强国，美国应采取步骤结束孤立中国的政策。{37}他认识到，没有中国发挥的积极作用，美国设想的稳定的世界秩序就建立不起来。基辛格在1973年这样勾画多极化：“在军事领域存在着两个超级大国。在经济方面，至少并存着五个力量组合。在政治上，更多的权势中心已经崛起。”{38}

尼克松与基辛格的多极化观点在美国受到了不少战略家和学者的批评。有人提出西欧、日本和中国都够不上“极”。{39}但是基辛格坚持己见，还争辩说，两极世界被多极世界所取代不单是客观发展趋势，而且对美国有利。他的理由是：在两极世界上，一方得益似乎就是另一方的相应损失，每一项国际争端都被超级大国视为事关本身生存的大问题，于是两大国的外交僵化而缺乏灵活性，彼此关系随时都会因突发事件而恶化，力量平衡无法自行矫正。

在两极结构中，两大国都力图控制各自的盟国，并在不结盟国家内争夺势力范围，而小国则力图摆脱控制或寻求大国保护，形成许多不稳定因素。因此在基辛格眼中，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世界才深深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