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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达香港当天，往返汉口的航班就宣告中断，因为汉口随时都有可能陷落。与此同时，日军也逼近了广州，威胁到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九龙。这自然让英国人十分紧张，而我的紧张也不亚于他们。按照原计划，我本来要乘飞机去面见“我们的领袖”大元帅1 阁下，然后再前往长沙，建立谍报指挥部。这是“打手”的命令，作为中国情报部门的一把手，他的名讳被禁止提及，就像原始部落所信奉的神祇一样。由于日本人的登陆和轰炸，计划不得不改变。林在秘密机关跟“打手”进行了无线电联络，然后对我说，三个小时之后，我们将乘船前往法属印度支那2 的海防。

我对此感到非常不安，哪怕警察有可能以化名登记、偷藏武器、携带三大箱谍报与密码手册为由逮捕我，都没有让我感到如此不安——尽管一旦真的被逮捕，这些罪名加在一起的刑期很可能会超过我的预期寿命。因为，经由海路前往海防，简直就是到日本海军的炮口前去送死。日本人很可能会登上我们搭乘的破船，一旦他们这么做，那我就完蛋了，就算有假名字和假护照也无济于事。

不过，林带来了偷渡所必需的伪造证件，包括一份以赫伯特·奥斯本名字注册的护照，以及一份证明我已接受过霍乱与天花疫苗注射的证书。证书上填的是10 天前的日期，提前10天接受疫苗注射是进入印度支那的要求。事实上，我过去确实曾注射过这两种疫苗，但林却从未注射过，而且今后他也不打算注射。不过这是战争时期，他冒的这个风险相比之下就算微不足道了。

我们趁天黑溜上了一艘货船，一路平安无事，只有一艘日本巡洋舰在炮击中国小港白洛时命令我们停驶一会儿。对我来说，这一会儿就好像有一辈子那么长，直到日本巡洋舰开走之后，我才松了一口气。

“打手”的秘密特工在海防迎接我们，然后通过行贿的手段，将我们带过了海关。我的假护照并没有引来怀疑。现在，我终于可以放松下来了，因为中国边境上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尽管我们等了3 天才登上两周一趟开往中国昆明的窄轨火车。“打手”考虑得很周到，在我们被迫逗留期间也为我们安排了娱乐活动。他的特工领着我们来到一家有舞女伴舞的酒吧，给我们灌了不少香槟。酒吧里有一个漂亮的安南舞女，她牙齿发黑，舞却跳得妙不可言，一直陪我跳到凌晨两点方才罢休。

“打手”的特工也让我在林那里挽回了面子。通过他，我联系上了当地警察局长的法国女友，她以修指甲为业。令我惊讶的是，她居然答应了我提出的条件，让林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就这样，我在他眼里的形象变得高大了不少，看来我在中国注定要成为一个伟人。

到了昆明，又有一名秘密特工前来迎接。尽管前往重庆的机票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预订一空，但他还是在一架装载高辛烷汽油的运输机上为我们找到了位置。飞行员是一个名叫伍兹的美国人，他在中国已经飞了6 年，在这一带颇有名气。在飞往重庆的途中，伍兹把飞机交给副驾驶操作，跟我聊了半个小时。他非常小心，不问我是干什么的，对此我很高兴，因为我不想对他撒谎。在避免盘根问底方面，今天的东方跟旧时的美国西部是一样的。外国人从来不过问彼此的私事。若不是某种必要，或者是政治或犯罪活动的缘故，一个像我这样的白人为什么要前往重庆呢？伍兹好心地提出，他可以安排我住在美国的炮舰上，因为他说重庆已经没有地方可以住宿了。我解释说我的食宿全由翻译安排，他就不再多说，聊起了别的话题。

我们一路在云层上空飞行，我完全看不见中国大地的面貌，直至飞机忽然奇迹般钻出云层，降落在长江江心的一片小沙洲上。北面就是重庆市区，它坐落在小江与长江交汇处的崎岖地岬上。放眼望去，遍地都是用泥土和竹子盖的小屋，以及颜色暗淡的低矮石屋。这幅阴沉的画面让我感到非常压抑，仿佛就像邪恶即将降临前的黑暗征兆。

进入市区之后，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驱散这种压抑的感觉。一条小舢板把我们载到一面峭壁脚下，几乘轿子抬着我们登上300 级台阶，来到泥泞的街道上，一辆小汽车正在这里等候。我们沿着狭窄的公路，在两旁成串的黄包车中间穿行，通过西城门，驶到了一幢四层小公寓楼前。小楼位于小江侧畔，这条江是重庆市区的北部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