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上有政策，下有隐性规则

老百姓遵守公共规则的意识淡薄，还表现为大量使用隐性规则来对付公开的正式的政策和规则。

上面有100条政策，下面就会有101条对策，这下面的对策就是隐性规则。

有媒体报道，据统计数据显示，港台企业亏损面一直很大。这和我们看到的事实相反。据披露，这是内地的港台企业让境外关联公司高价供应原材料，体现在账面上，就使成本大幅增加，利润减少，从而逃避上缴所得税。

有幅漫画很能说明问题。画上是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儿子。突然儿子对父亲说：“爸爸，前面有警察。”很显然，在儿子幼小的心灵里，已经学会用隐性规则来对付显性规则。没警察看见时，就可以违章带人，有警察时就要赶快下来，而显性规则就是禁止骑自行车带人的交通规则。

拉关系、走后门、行贿赂，也是一种常用的隐性规则，而显性规则就是公事公办，按规定办，大家平等。走后门、行贿赂则是让公务员不按规定、规则办事，按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办事。

人才学的首倡者雷祯孝先生讲过一个水池理论。说计划经济年代，大家都往水池里倒水，然后每人都从水龙头上平均分得一小杯水。可是有的人就想多分得一点水，有什么办法呢？晚上去水池里偷水，是犯法的，自然行不通。最好的方法，是贿赂掌管水龙头的人，让他在给自己分水时多分一点。其他的人发现了这个隐性规则，也去贿赂掌管水龙头的人。于是，拉关系、走后门、行贿赂之风便流行起来。

隐性规则对公共政策、法规、规则的耗损是巨大的。它渗透到社会生活和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它使许多好的政策难以执行，使好政策难收实效。它是政府行政管理的一大难题。

中国古代是个盛产计谋、崇尚心计的社会，《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家喻户晓。这些高度发达的计谋意识和技术，正好对隐性规则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行政管理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现实。

（三）家庭共财制产生“关系学”

古代农耕社会，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经营，所以生产所得，经济收入、财产的拥有与消费，也以家庭为单位。在家庭内财产共有，不分彼此，原则上是长辈在不分家，不分财，即使形式上分了，也互通有无，彼此互助互济。

家庭共财制的典型是明代的郑氏家族。郑氏在浙江浦江生活共15代，300多年来，全族同居、共财、聚食，老人由宗族共同赡养，全族共财聚食人数多达千人。皇帝朱元璋闻此事后，特赐予“天下第一家”牌匾。

西欧人则倾向分财制，夫妻、父子财产分立。

中国老百姓在亲戚、朋友、邻里，也实行一定程度的共财。这是家庭共财制的向外延伸，亲友等关系有亲疏远近之分，越亲近的，越要共财，在亲友之间不要分得那么清楚(利益)，分得太清容易伤害感情。

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在打工时曾对伙伴们说过一句话：“苟富贵，毋相忘。”这句话道出了几千年来中国农耕社会的经济连带要求。一个人发达了，要提携资助自己的亲友，当官了，要给亲友安排个好差事。这样，就在亲友之间形成了经济网络，以至生活的方方面面，彼此照顾，互相帮助的依赖、提携关系。关系越亲近越要这样做，否则就会被指责为无情无义，六亲不认。对于弱者来说，依赖是他对强者的一种权力；对强者来说，帮助、提携、照顾弱者是他的一种责任。

家庭共财制使中国家庭具有极强的凝聚力，极为看重亲情关系。

经济连带化有利也有弊。它使中国百姓充满人情味，使私人关系戴上温情脉脉的面纱。但是它也容易形成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的风气。

进入现代社会后，请客送礼的风气并没有明显的减少，送礼的规格更是一路飞涨，从一网兜水果，糖烟酒，到上万元的礼金。某农贸市场工商管理所所长的儿子结婚，请来吃酒的人，送的贺礼红包，最高的达到5万元。过年了，有的人家的孩子，光压岁钱就收几万元，亲戚朋友一出手就是一百、一千，多的达几千元。

老百姓请客送礼盛行，也容易影响到官员的廉洁和节约。在请客吃饭、烟搭桥酒开路风俗下，有些公务员就乱作为，凭关系、看利益办事，由此滋生了拉关系、走后门、徇私情的官场腐败风气。

问题在于老百姓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亲戚朋友当了官吏，弱者便会利用伦理权力，要求强者照顾自己，而强者也会感到有责任用公权照顾弱者，不这样做，就会被亲友指责为无情无义、六亲不认，有违伦理。

这是中国官吏要面对的一大难题。这种伦理压力极大地妨碍了公正执行公务。做公正无私的清官，往往得不到亲友们的理解和支持，很得罪人。

即使到了今天，官也不好当。我有个朋友是处级干部，他跟我说，自从他进入政府工作以来，20年间，来找他帮忙照顾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同乡、邻居、亲戚的朋友，总共不下几千人，莫说以权徇私有违原则，就是要帮忙，他也没这个能力和精力啊！

最近有一项调查，在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中，有近一半的人认为，通过家庭和本人的私人关系找工作是最有效的途径。

有个乡党委书记说，他那里通过各种关系安排进来的人太多了，人满为患，人多到连走廊都摆上办公桌了。

经济连带关系也给公正执法带来极大的麻烦和伦理压力。明明犯法了，违规了，却很难下得了手处理。我曾经问在一个县检察院的朋友，在办案中，当事人走关系的比例有多大。他说100%。我说，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比例？总有人没路子，没关系的，比如生活在偏僻农村的人。他说，现在社会人人都学会了走关系。一些没关系的人，通过七拐八拐，都能找到关系，农村的人也不例外。我又问法院的朋友，办案中当事人找关系的比例会达到100%吗？他说差不多是这样。

所以，要做到公正办事、公事公办、公正执法很不容易。连带关系，伦理要求，支持你公事私办，复杂的人情关系妨碍你公正执法。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政府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徇私、贿赂问题，深受农耕文化影响的老百姓也负有一定的责任。经济连带化使政府工作受到了诸多的负面影响。

西欧的农耕社会体系是由个人——家庭——团体——国家，逐层递进的。中国则不同，由家庭直接跳跃到国家，中间缺乏团体这一层。西欧人以团体为重心，家庭弱化。中国则以家庭为重心，团体缺乏。

缺乏集团组织生活的中国人，要融入社会，既不能通过团体(因为它几乎空位)，也不能通过国家(一般百姓没机会参与国事)，而只能以私人关系的交往进入社会。

私人关系的发展，首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逐渐扩大到以地缘、学缘、业缘、情缘、趣缘、利缘为纽带的8种关系(见下图)

这8种关系都属于私人的关系，不含工作关系。关系有亲疏远近之分，较亲近的人叫自己人，较疏远的人或没关系的人叫外人。从亲近到疏远的层层外推，形成差序结构的私人关系网。

古代农耕社会，因为缺少团体中公的关系，于是私人关系就得到充分发展，形成日益扩大的、日益复杂的私人关系网，形成了关系的社会、关系文化、关系学。

私人关系的极度发展，反过来支持了拉关系、走后门、徇私情、行贿赂，严重地影响了政府公正行政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