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九-二这个意见很快就传到了刘少奇的手里，他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松子般不大不小的圈圈就传给了毛泽东和朱德。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在这份意见上画圈，他们在直接听取周恩来的口头介绍和分析之后，就同意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的建议了。这一历史性的决定，使天安门从1949年10月1日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阅兵地点确定以后，开国大典的其他内容便依此展开准备了。

各受阅部队编组完毕后，立即进驻北平近郊展开了分列式的集中训练。8月的北平，正值酷暑季节，也是阅兵训练最紧张的阶段。各受阅部队都是从前线或各自的岗位上成建制抽调过来的，能够代表全军将士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他们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为了完成好任务，他们争分夺秒，从凌晨到夜晚，每天都要坚持训练十五六个小时。他们把训练场当成了战场，始终保持着战场上那么一种精神，那么一种作风，那么一股劲头，反复训练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环节。炎炎烈日把每个人的后背都晒得脱了皮，胳膊、腿都练肿了，没有人叫苦叫累。尤其是受阅的骑兵部队指战员们，为了使马站得稳正，跑得整齐，从早到晚与战马滚在一起，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反复演练、调教。

在训练中，各部队还像战场上那样，十分注重发扬军事民主。一遇到训练难题，就立即召开“诸葛亮会”，鼓励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群策群力，突破训练重点难点。

为了统一各受阅部队的训练进度，阅兵指挥部还制定了训练实施计划。整个训练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8月1日至9月6日，各受阅部队主要进行基础训练，解决好单兵、单马、单车的基本技能、基本技术问题；第二阶段，9月7日至9月24日，各受阅部队展开合练，解决好本方队的整齐、协调、一致的问题；第三阶段，9月25日至9月27日，整个受阅部队组织预演，到实际阅兵现场，熟悉程序、熟悉场地、熟悉指挥、熟悉协调动作。

这次阅兵训练的时间虽然比较短，尤其是徒步部队的基础训练仅有一个月，摩托、机械化部队只有二十几个摩托小时，但训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指战员们都期待着在10月1日这一天，代表全军将士去接受党、国家和人民的检阅，向全世界去展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雄姿风貌。

当训练进行到最艰苦阶段时，阅兵司令员朱德亲临西北郊炮兵驻地视察训练情况，指导训练工作，鼓舞训练热情。

阅兵部队的指战员见到朱老总，都说他像个老兵，既威严又慈祥，没有架子。一天，朱德总司令乘坐一辆吉普车视察受阅部队训练情况，由于道路不平，车子突然熄火了。司机急得脑门上直冒汗，也打不起火。这时，陪同总司令来的一位参谋挥了一下手，参加阅兵训练的部队指战员一拥而上，推着车子跑起来，吉普车的马达终于轰然叫响，总司令微笑着继续视察部队。

朱德总司令每到一个部队，都要到营训练场看望指战员，并注重对广大指战员进行宣传教育。朱老总说：“在开国大典上，你们的形象就是中国军队的形象，以良好的姿态展现在中国人民及世界面前；你们在开国大典阅兵式上的行为，直接影响着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说完，朱老总转过头来望着方队指挥员，像是在期待着回答。指挥员都坚定地回答：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以优异的成绩，向开国大典献礼。

训练期间，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以及陈毅、贺龙、粟裕等领导也都多次来看望过部队。

我们的军队，从成立那一天起，就天天在战火中度过，没有时间和精力制定出一个规范的训练条文，也没有统一的训练条例。刘伯承在留苏期间搞过一个“操典”，这便成为一个依据。每个老总来，都会提出一些新的训练要求。训练中大家一面研究，一面改进，一面积累。为了练好每一个动作，指战员们上千遍地重复着，白天时间不够用，就晚上接着练，积极性非常高，直到练成为止。

聂荣臻作为阅兵总指挥，在组织实施训练阶段更是异常繁忙。在军内，他是代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华北军区司令员，诸多军事战事不能不管；在政府内，他是北京市市长，千头万绪的工作亟待决策解决，尤其是诸如治安、建设、生产等，都不能不及时处理。

当然，开国大典在即，他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庆典上，集中在阅兵上。一身多职，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建国前后他“很是忙了一段时间”。

曾任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的李健，在开国大典时是特种兵司令部的参谋长。阅兵时的炮兵方队、骑兵方队以及装甲兵方队都由他调度。

据李健回忆说，当时，特种兵所有的武器真像是在开一个万国武器展览会，光各种口径的大炮，就有日式、美式、德式的好多种。它们有的是从蒋介石军队手中夺来的，有的是从阎锡山军队手中缴获来的。如何将这些杂牌武器很好地展现，并非易事。而最让李健难忘的是，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把一些细小的事情都想到了。

在阅兵联席会上，他问李健：“骡马拉炮，那么多匹马，如果拉下粪怎么办?装甲车在天安门前熄火怎么办?在检阅时马失前蹄怎么办?”

这一连串的问题，令李健一时无法回答。

李健回到部队后，立即组织指战员召开了一次又一次的诸葛亮会议，针对这些问题研究具体的解决办法。

聂荣臻提出问题后，自己也放心不下，就亲自到部队主持召开座谈会，群策群力进行研究。

事实证明，我们的战士是富有实践经验和智慧的。许多问题他们都想出了妥善的应对之策。

战士们出主意说：马掌用的时间长了，已经磨光，而天安门前又是青条石路，很平很滑，马掌也就容易打滑，应当给马换上新掌。万一打滑，骑在马上的驭手要赶紧收缰绳，马稍往下一沉，就猛提绳子，就能帮助战马脱离失蹄状态。

对于骡马拉粪怎么办的问题，战士们认为这最简单，只要给骡马安上粪兜子就行了。

为了防止坦克熄火，阻塞道路，就将坦克安排在队伍的后面接受检阅。这样，即使坦克万一开不动了，因为部队已在前面检阅完了，后面是游行的群众队伍，对阅兵式的影响也就不大了。

后来，在开国大典阅兵时，坦克没出问题，只是有一匹战马差点失了前蹄，好在驭手眼疾手快，猛拉马缰，终于顺利通过了天安门。

就这样，在阅兵式筹备过程中的日日夜夜，聂荣臻事无巨细，都认真加以考虑。他多次主持召开关于阅兵工作的会议，听取阅兵指挥所的工作汇报，和各级领导共同研究训练中的问题。据秘书范济生回忆，阅兵部队的集中训练地，像先农坛、北苑等，他都去过多次。他反复强调：“我们这支军队跨过雪山草地，从金沙江到黑龙江，从长白山到南海边，英勇作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胜利，在这次阅兵中，我们一定要展示出这种精神风貌。”他要求部队务必练到队列整齐划一、军姿庄严、军容威武的程度。

聂荣臻还就开国大典时的防空问题作了重点布置。这也是他最为关注的一件事。

因为在举行开国庆典和大阅兵期间，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国民党空军的空袭也日益频繁起来。人民群众经常处于被空袭的惊扰和危险之中。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军委早在1948年8月9日，就提出了对城市要地实行“积极防空”的方针。1949年4月，聂荣臻兼任平津卫戍区防空司令员后，对防空工作一直抓得很紧。他清楚地记得，北平南苑机场被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七师占领后，国民党空军于1949年5月4日从青岛出动6架B—24型轰炸机飞到南苑上空，扔下了30枚重磅炸弹，毁伤飞机4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经历了这一惨痛教训，8月15日，军委航空局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飞行中队，担负保卫北平的防空任务。开国大典的时间定在10月1日下午3时，也是出于防止空袭的需要。

聂荣臻向参加大典的部队全体人员发出了一道死命令：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保持原队形。游行群众也被事先告知，遇到空袭不要乱跑，要听指挥。对于受阅骑兵方队的1978匹战马，亦采取了必要的应对措施。要知道如果真的遇到空袭，这些马匹在人群中乱窜起来，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受阅部队的训练，是按照总参谋部和阅兵指挥所的要求，按军种划分训练场地，由各部队首长负责组织实施的。为了掌握情况，杨成武和唐延杰两位阅兵指挥部领导经常分头到现场去检查了解训练的进展情况，看有没有什么训练问题、意见和建议。

在天坛阅兵训练场，杨成武见到了来自天津警备部队的干部战士，他们隶属第二十兵团第一九九师。这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天坛围墙外的空地经过简单整理，成了部队的训练场，场地边沿搭着他们宿营的帐篷。生活条件虽然比较艰苦，但毕竟比战场上好多了。战士们都有一种荣誉感，他们明白，自己是代表全体人民解放军接受检阅的，不能出任何差错影响军威，训练中非常刻苦、非常认真。

杨成武一到训练场就直接深入到战士中间，具体了解情况，现场解决问题。

战士们见了杨成武并不拘束，有的战士将鞋子脱下来说：“司令员，你看，才穿几天的新布鞋底就破了。”

杨成武鼓励大家说：“训练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你们还得准备磨破几双鞋!”

天天拔慢步，练分解动作，腰酸腿痛，这对刚从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的指战员来说，算不得什么苦。可是，老这样日复一日地训练，有些老兵的思想起了波动，认为太单调、太枯燥，用不着为此花几十天时间，有的已经表现出急躁或者满不在乎的情绪。

的确，队列课目基本上是一种耐力训练，难度不大，可讲解的地方并不多。然而，它虽然是一种形式，却是一种整齐划一、步调一致的形式，在特定时空里本身又是内容。

杨成武深深了解这一点，每到一个训练场，都给部队做解释工作、思想工作，为大家鼓劲。他多次十分耐心地给指战员们讲解说：“军队、军队，是军都有队，都讲究队列、队形。古代讲阵法，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诸葛亮熟知八卦阵，那种‘阵’实际上就是变化的队列。孙子练兵也很重视练‘队’。我们军队即使打游击时，也还是讲究‘队形’的。还有，我们军队在二十多年的浴血奋战中，培养了自己的优良作风、英雄气概和崇高品质。今天，这就要通过我们的外形，我们的动作，我们的队列，将它们全部展示出来，告诉全国和全世界人民，这就是打败强大敌人的正义之师，这就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率领的英雄队伍!我们在开国大典中搞阅兵，其意义也就在这里。”

就这样，杨成武向部队宣传着阅兵的重大意义，向阅兵部队提出更高的要求。除了陆军和所属各兵种代表部队，他还到空军和海军的阅兵部队训练驻地检查指导。

海军分队大都是刚刚穿上海军军服的陆军战士，也有海校的教员，还有原国民党海军起义的官兵。虽然成员有点杂，但大家的训练劲头很足，组织得很严谨。按照阅兵方案，海军部队将第一个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第一个分列式亮相的队伍不能不引起杨成武的重视。他与参阅官兵共同讨论了阅兵中的许多细节问题，要求部队一定要把阅兵分列式的头开好。

空军受阅飞行大队的飞行员们，个个都有一番不简单的经历。他们或是我国第一所航校即哈尔滨航校培养出来的第一代飞行员，或是从特殊地区归来的中共地下党员，或是国民党政府空军驾机起义者。他们将出现在开国庆典的天安门上空。杨成武与每位飞行员握手交谈，了解他们对训练的意见和建议，并提出训练要求和期望。

其实，在所有参加阅兵的方队中，要说训练难度最大者，应该就属空军编队了。但是，空军编队恰恰是受领任务时间最晚，训练时间最短的。因为一直到9月初，空军飞行队才接到上级指示，让他们担负参加开国庆典的空中受阅兼空中警戒任务。

情况原来是这样的，飞行队刚刚成立几天，朱德、周恩来、聂荣臻就到机场去视察，并最后敲定了飞行队是否参加阅兵一事。据一位当年的飞行员回忆，当时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聂荣臻司令员等到机场后，走到每架飞机面前，仔仔细细地查看了飞机，然后他们问道：

“你们的飞机能不能接受检阅?”

“怎么不能!”在场的众多飞行员爽朗地答道。

“现在就飞给我们看看。”聂荣臻总指挥为了能现场定夺，当即决定一次试飞。

进行表演性飞行，对这批飞行员们可以说是小菜一盘儿。但是，在当时，谁也没敢说这样的大话，因为论技术固然都没得说，但手中的这些家把什儿都是杂牌子，谁心里都没底。

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在临时搭起的观礼台上坐了下来，等待着飞机升空。

这是简易的观礼台，几张桌子上面铺着红布。周恩来摸了摸红布，然后靠在椅子上把双肘抱在胸前。

时隔不久，飞机已经起飞了。

9架P—5l型飞机发出隆隆的巨响，沿东西跑道的上空编队飞了一圈，然后从容着陆。

朱德总司令手搭凉篷，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飞机，直到飞机全部落地了，他才憨厚地笑了起来。周恩来胸有成竹地离开观礼台，走到飞机旁边。等飞行员下了飞机后，他们要好好交流一下，讨论拿出最后的检阅方案来。

飞行员们把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围在中间。

“能不能再多几架飞机?”周恩来第一个问道。

飞机跑道远处，还停着两架蚊式战斗轰炸机。一架是起义飞机，另一架是由南苑航空修理厂的机务人员刚刚修好的。

“我们的蚊式机也可以参加。”人群中，驾机起义没多久的刘珂喊了一句。小刘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待人热情，说话幽默，是原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的第23期学员。

“C—46运输机也可以，有3架呢。”另一名飞行员补充道。

“L—5通讯机也能行，飞编队没问题。”

“PL—19也能参加。”

飞行员们争先恐后，生怕把自己给落下了。

“那么，一共加起来有多少架呢?”周恩来问道。

“1、2、3、4……15、16，总共17架。”大家异口同声地数着。看到我军第一批飞行员这样有激情、这样有活力，老帅们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好吧，过几天我们再来看一次。你们再研究一下飞行编队，再做一些准备。”朱老总做着手势，对大家说道。

几天以后的一个晴天，朱德总司令又坐在观礼台上观看飞行。今天是17架飞机全部出动，列队从观礼台前飞过。它们每批次间隔5分钟。

朱德转过身，对地面指挥员说：“你们战斗机飞得快，能不能再跟上来，多飞一圈?”

“完全可以。”指挥员说道。

这样，也没有经过演练，17架飞机马上又飞了一圈。

朱德总司令带头鼓起了掌，人们也跟着鼓掌。

空军的空中编队参加开国庆典大阅兵，这一重要决策就这么决定了。

“举行开国大典的那天，飞行队将在保卫北平空中安全的同时，也参加飞行检阅。”这是朱德总司令给空军飞行队下达的正式命令。

其实，通过这一决策，人们不难看出：为了展示中国空军的力量，为了给企图从空中对我实施破坏的敌人以强大的威慑，当时我们年轻的空军，可以说是尽了最大的可能，拿出了几乎全部的家当，承担了极大的压力和风险。

但是，作为飞行员，面对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大家无不欢欣鼓舞。他们觉得，以空中编队的形式参加开国庆典大阅兵，就是给了自己与民族腾飞的历史时刻连在一起的机会，就等于给自己的生命赋予了时代的意义。为了把人民解放军空军最精华的部分展现在国人面前，他们下定决心：决不辜负首长的信任，决不辜负军队的重托，决不辜负人民的厚望，也决不辜负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

高兴之余，作为代理队长的邢海帆，更感到肩上沉重的压力。空中检阅飞行，他虽然见过，可没有亲自参加并负责组织过。现在，时间如此紧迫，飞行员也是不久前才从各处集中在一起的，彼此还不很熟悉。而且，飞机大都是缴获品，机种庞杂，性能各异，要完成这项空中检阅任务，真是困难重重。

飞行队受领开国庆典空中受阅的光荣任务后，队领导立即开会研究贯彻落实，并召开全队大会，进行传达、动员和部署。大家都在尽着最大努力，研究方案，以便胜利完成任务。

飞行队研究确定的具体方案是：

参加检阅的飞机为P—5l型飞机9架，编为一、二、三分队；蚊式机两架，编为四分队；C—46机3架，编为五分队；L—5通讯机1架与PL—19教练机两架，合编为六分队。除两架蚊式机成一字横队外，其他各分队皆为三机成“品”字队形。

空中阅兵方案在确定以后，送到了苏联顾问手中。这位苏联派来的空军顾问是一个中将，他曾参与了中苏民航第一条航线的开辟工作，是一个地道的飞行专家。他看了方案后连说不行，主要问题是，飞机连续飞第二次，出了事故怎么办？

应该说，苏联顾问的意见是对的。但由于条件的逼迫，飞行队的同志们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就是硬着头皮，他们也要完成老帅们交给的任务。

知难而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史上创造了那么多的奇迹，不差这一回。受阅飞行的飞机和飞行人员在编组方案确定之后，即着手进行航行的研究确定。

首先，他们将各参阅飞机的飞行时速作出了具体规定，即：P—51型飞机为340英里；蚊式飞机为300英里；C—46式飞机为250英里；L—5式飞机与PT—19式飞机为70英里。其次选定检阅航线由东向西飞行，东郊的双桥无线电铁塔上空为起航点，距天安门30公里左右，目标非常明显。第三，立即根据上列条件，进行细致的航行计算和图上作业，得出由起航点按速度不同，各分队之间前后距离与出发时间先后的数据等，务求达到井然有序地出现在天安门上空。

在进行航行计算和图上作业时，由于当时没有航行图，只得用北平市的五万分之一普通地图代替。好在航线距离不长，误差也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在考虑防备敌人的空袭方案时，飞行队建议上级特准P—51型飞机中的4架飞机带弹受阅，一旦发现有敌机来袭，即从空中前往拦击。这是特殊情况的特殊处理，因为按通常惯例，检阅飞行的飞机是不准带弹参加的。同时，P—51型飞机9架，最先通过天安门上空后，再直飞并右转弯，沿北城墙外侧飞行，正好接上第六分队，再次通过天安门上空。这就会使人们看见天空的飞机是一个整体编队，前后都有9架P—51型飞机受阅。

图上作业完成之后，为检验飞行方案和各种计算是否准确可行，又进行了总领队和各分队长机的多次试飞，证明方案和各种航行计算符合飞行实际。最后还组织了一次全部参加受阅飞机的预演。40年后，《当代中国从书》的空军卷中专门撰写了开国庆典空军编队参加受阅一事。坦率地说，开国庆典的空中阅兵是个奇迹，别说当时，就是现在很难做到。建国35周年阅兵时，曾提前一年通知了空军，而在1949年时，空军的准备时间总共还不到一个月，何况装备条件还是那样的差。

在开国庆典飞行队进行空中检阅的预演时，发生了一个值得一提的插曲。

这天正值怀仁堂里新政协召开大会，周恩来副主席正在主席台上发言。忽然，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

代表们忽听隆隆的机群轰鸣，由远而近，以为是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北平城了，心里不安起来。

周恩来见状，面带笑容地告诉大家：请不要误会，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他们在为我们的会议担负防空任务，是保护我们的。稍稍停顿了一下，周恩来又用洪钟般的声音说，同时他们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作阅兵准备。

代表们听后，顿时反忧为喜，热烈鼓掌和欢呼，久久才平静下来。

要同时圆满地完成防空和受阅任务，保障飞机不出事故是问题的关键。飞行队政委和机务部门领导组织大家研究，制定出各种相应措施方案和行动计划。当时我军装备的飞机全部都是缴获后拼凑修理而成，又加上器材缺乏，给飞行带来异常繁重的检修任务，机务人员们的辛劳可想而知。他们常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飞机不准备好就不吃不睡。他们还将所有飞机精心擦拭，使破旧飞机像新的一样。这种极端负责的精神也感动和激励着飞行员们，他们说，只有尽心尽力飞好，才对得起搞机务的同志。

随着开国庆典日益临近，飞行队担负的防空任务也更加吃紧。为了加强警戒和增强战斗实力，飞行队除每天有4架P—51型飞机值班外，又将所有能作战的P—51型飞机都组织起来，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敌机大批来袭，就将凡能升空作战的飞机全部出动，打击来犯之敌。

在这一时期，上至中央军委领导，下至飞行队所有人员，都非常重视防空作战，没有出现丝毫的疏漏和怠慢。

9月下旬的一个凌晨，飞行员比机务人员稍后来到了机场，忙着尽快做好战斗准备，以防备敌机拂晓来袭。

忽然，值班参谋跑来叫邢海帆接电话。邢海帆拿起电话听筒，里面传来了“我是聂荣臻”的声音。

邢海帆猛吃一惊，怎么聂代总长直接来电话了?聂荣臻继续说：“刚才下面向我报告说，他们听见远处有轰隆隆的声音，好像是飞机的声音，我怕是敌机来袭，所以问问你们，得到有敌机空袭的情况没有?”

邢海帆当即回答，这里没有收到敌机空袭情报，也没有听到轰隆隆的声音，我们飞行队已做好战斗准备，以防意外。过了一会儿，代总长办公室来电话说，经查原来是一场误会，是下面的人听见老百姓早起推大磨的声音，误以为是远处的敌机。

一场误会，一场虚惊。不过，这个事情也足以说明当时刚解放的北平，上上下下的人们对防空是多么的重视与关心。

与此同时，在各军兵种分训的基础上，杨成武和阅兵指挥所的其他领导又组织了就地合练。这还不够，杨成武又利用夜间在天安门前组织了两次地面部队合练。

一万多人的受阅部队，如果不中断市区交通，在白天是无法正常进城的。因此，合练只能在夜间进行。两次合练，每次虽然只有两个多小时，但部队集结的时间远比合练的时间要长，杨成武一刻也不离开指挥位置，他全神贯注，不放过任何疏漏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当最后两次合练结束时，看到阅兵式和分列式已经基本成形，杨成武一直悬着的心这才有所放松。

开国庆典的时间在一天一天迫近，阅兵部队的训练效果也日见明显。万事俱备，全体指战员们只等着那一庄严时刻的到来了。

整个北平市喜庆的气氛一天比一天浓厚。古老的新华门张灯结彩，红旗飘扬，门前欢声笑语不断。天安门城楼既是开国庆典的主席台，也是阅兵的检阅台。这座古朴壮丽的城楼坐北朝南，位于北平古城的中轴线上。它的规模与气势之宏大，天下闻名。城楼矗立于城台之上，这两部分高近35米。巨大的红色圆柱，金黄的琉璃瓦，凌空飞檐，成排斗拱与金龙等多种图案彩绘，一起汇成了一派富丽堂皇的景观。当时的天安门前11公顷范围内，是一个“T”形的场地，东、西、南三面都有围墙和牌楼。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古城的名胜古迹已归属人民，天安门和它前面的“T”形广场，迎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盛典。

为赢得这一天的到来，无数的革命先烈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在开国庆典即将到来之时，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了碑文。碑文是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碑文由周恩来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以天安门为中心点，长安街东西40米内，将是阅兵分列式的行进路线。9月的天安门广场之夜，经常是人山人海。除了阅兵部队，参加游行的群众队伍也分批来到这里熟悉集会位置和进行游行演练。筹备委员会对集会时的位置都预先划定:天安门东西两侧观礼台为机关团体，集会联合指挥部设于西城台，另有几个指挥分站分别设于广场上，除长安街中段为阅兵分列式行进路线外，长安街中段南侧属于不参加分列式的武装部队集会区域，军乐队居于其中间部位，其后是以铁路工人为主的工人和农民，其余区域分别划归团中央、学生、工人和广大市民。人民群众集会与游行，主要由中共北平市委和市政府负责组织。

阅兵的准备工作，也是在喜庆的日子里进行的。为了迎接那举国欢庆的一天，阅兵指挥所反复审核阅兵的每一步骤，每一个细节。

10月1日的前一天，受阅部队已停止训练。阅兵部队的首长再一次对部队进行动员。晚上，所有参加步兵方队的人员，拿出崭新的军装，把美式冲锋枪擦了又擦。为了使头上的钢盔更明亮，不知谁发明了用机油擦拭，效果非常好，于是大家纷纷采用。战士们就是这样，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显得更威武、更精神一些。

9月30日，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发布《开国大典阅兵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