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过敏儿的奋斗史

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每个周末我都在看医生。吃类固醇吃到月亮脸，但过敏性鼻炎还是没改善。有一阵子，每周三次要去耳鼻喉科通鼻子。躺在诊疗椅上，医师将20厘米长的铁条沾药，通入我鼻腔深处，如此有数月之久。父亲看了不忍，有一次问医师说：“怎么办？这个孩子学校成绩不错，但是身体就是不好，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过敏治好？”医师摇头说：“没办法！过敏是体质问题，一辈子就这样，不会好了！”这是我第一次被西医宣判“无期徒刑”，而我开始体会到，成绩好坏是其次，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几年之后诱发气喘，多次在喘不过气的死亡边缘挣扎，我终于知道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过敏看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大病，但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知道健康的可贵。

过敏如何找上我？ 

从“过敏儿”一路摸索，尝试各种疗法，最后变成“过敏达人”，其中三四十年的过程几乎可说是一部活生生的奋斗史。

为什么我会是过敏儿呢？虽然家族亲戚有过敏体质，但为什么我最严重？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天吃氢化油的缘故。因为小一的时候，我们已从乡下搬到都市，巷子口就是面包店，每天下午四时，香喷喷的面包出炉，妈妈会叫我开抽屉拿十块钱，去买面包回来吃。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面包店已经全面开始使用不能吃的植物酥油和人造奶油，而这些油，就是健康的头号杀手——氢化油①，也就是地球上不存在的反式脂肪。如此天天吃面包，几年下来，体内“卡”了很多身体不能代谢的氢化油，免疫系统怎能不出问题？

如果再把时间往前推，我出生时，只吃了一个月的母乳。因为父母亲是村庄里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当时都市里的大部分父母亲一样，受到医护营养界的错误倡导，认为原装进口的奶粉远比母奶营养，所以父母亲每天省吃俭用，却要到台北市排队买最贵的进口奶粉给我吃。结果，乡下邻居小孩吃母奶长大，个个粗壮，我吃昂贵的进口奶粉长大，起先是虚胖，后来就演变成消瘦，弱不禁风。

出生在1960年，我的幼年成长史，几乎就是台湾的经济成长史。小学之前，住在淳朴的林口台地，村庄里几乎人人务农，印象中，好像每隔一段时间，长辈就会背着铁桶，到茶园或稻田里喷洒农药。溪沟和池塘里的鱼虾，也就一年比一年稀少，最后终至绝迹。家家户户的客厅墙上，都会挂着一个药包，里面有各式家庭用药，不管是头痛、发热，仿佛都可以在药包里找到答案。每隔几个月，就会有人骑脚踏车来，把旧药带走换成新药。

小学时，搬到板桥和新庄一带，很多外地来的年轻人，就在这些工商业刚刚起飞的城市辛苦打拼，摩托车、汽车开始多起来，空气开始污染，大小工厂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各地。住宅区里面，很可能隔壁就是铁工厂、塑料工厂，或是一些不知名的工厂，会发出怪声、异味。记得我搭公交车，闭着眼睛都知道公交车已经开到哪一站，因为每一站的味道都不一样。记得有一站是一个大工厂，空气中总是有一股不舒服的味道，每次一经过，都会呼吸困难。

那时，台湾的房价开始飙涨，父母辛苦工作，赚的钱当然要买好一点的房子。所以在我印象中，常和爸爸到处看房子，也因此常常搬家。我们常常是一个新小区里面第一户搬进去的住家。所以，住家附近全是工地，敲敲打打，或是邻居陆续搬进，开始装潢，空气中充满油漆与木作的化学怪味，对我来说，一点也不稀奇！

因此，排放废气、废水的小工厂，以及充满甲醛①的装潢材质，正在一点一滴危害我的健康。年幼的我，当然没有意识到这些危险。更糟糕的是，没有人告诉我，原来每天最喜欢吃的面包、零食、泡面、炸排骨，里面充满很多不能吃的有害物质。

结合种种因素，这些污染的环境与错误的饮食，蚕食鲸吞了我摇摇欲坠的健康状态，也因此种下了日后各种过敏与其他问题的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