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过去的探索至此告一结束。惟一的收获就是这封信，没有再多的了。为什么把这封信保存了下来？也许这是当做一种象征，提醒你信已烧掉了，就像一撮骨灰、一束头发，从集体火化中捡出来似的。也许这是我们母亲在吃足了苦头以后得到的一种补偿，用歪斜的字体向我们尖叫，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样骂我们，骂我哥哥，骂我。

“你该上火车了。我真想你能多待一些时候。”

我看了他一眼。尽管人事纷扰，哥哥和我一向是很要好的。他说过，我们互相了解。但是我觉得这话不对，因为他肯定不知道我在冲动之下会干出什么事情来。而我也无法理解他选择的生活那样的狭隘。多年以来，我始终对他一事无成感到奇怪。“你快活吗？”

“是的，我给自己找到些安慰……我快活。我有用。我自问我是有用的。”

我们走到车站站台上，火车挤在一起，像牛棚里的牛一样，在污秽之中泰然自若。车站上的恶臭向我扑鼻而来。

子春说：“火车，火车，火车……如今中国火车准时吗？”“是的，准时的。”

“我听了很高兴，很高兴。记得吗？父亲对他的火车多么关心？父亲晚年一定很快活。他的一生就是铁路，是不是？有时我甚至觉得他看重铁路胜过他的任何一个孩子，肯定胜过我，他的儿子。他从来没有时间顾得上别的，是不是？”

子春木然地站在车厢窗户外面，向一个个掠过的车厢一一挥手。他的眼镜很快就变成茫然一片了，我又想起了厨子的脑袋。那封信在我的皮包里，那是我母亲满满一箱的信中惟一留下来的一封。

我在肮脏的座位上坐下来（为什么如今欧洲所有地方的列车都这么脏？远比今日中国的列车脏？），我对子春哥哥感到又生气又怜悯，但无可奈何。把母亲的这些信全烧了，而我却这么需要。这些信涉及她在中国的一辈子，从1913年到天晓得什么时候，至少到她父亲1940年死去的那一年，这些信都是写给他的。母亲向她的父母——后来她母亲死了以后就向她父亲——这样不断写信一共有多久？在我的意识中，对母亲最早的记忆，就是她趴在一张桌上，在纸上嗖嗖写信的情景。那时我就问：“妈妈，妈妈，什么是写信？接信的人怎么知道你要说的话？”我得到的答复总是：“别吵。你长大了就会知道！……”

哥哥把她的信全都烧了，她家的人没有别人还有信。我全都去找过了，在安特卫普，在布鲁塞尔，在洛万，他们给我的是记忆，他们个人的记忆，但是没有信。蠢货，可怜的蠢孩子。受到伤害的孩子回过来伤害别人……但是他一向是那样的，同一切伤害他的人一刀两断，逃避开去。但是除了面对现实之外，没有逃避的办法。这是我的性格，只有我有这种性格，子春没有。世界上好多人也没有。好多人都想要逃避现实，白白浪费光阴。“那么你为什么不叫你母亲把她的一生告诉你呢？她可以自己告诉你。”在布鲁塞尔森林铺着砾石的小径上，我的舅妈露西?丹尼斯推着她瘫痪的丈夫的手推椅，这么对我说。坐在手推椅中的病人打着瞌睡，摆了一摆手。太阳光冷冷的，碧绿的池子里只有一只兀然不动的天鹅。这位病人原来是位将军，名叫亨利?丹尼斯，曾任比利时王国的国防大臣，是我母亲的堂兄。

“她有三十年不同我说话了。她一见到我就会想起她是不同我说话的。你知道丹尼斯家的人是怎样的。”

露西舅妈连声啧啧，表示同意。她看上去总是像个胖胖的西班牙女人。“是啊，玛格丽特就是那样。我还记得他们告诉我，她父亲因为她去和一个中国人约会，把她关起来，她却把房门踢了一个洞……门板这样厚，但是她还是从门洞逃了出去。我当时只有七岁，但是我永远忘不了门上踢个洞的事。”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想写一本关于我父亲和母亲的书，关于中国的书，有一天，这个念头化为行动，接着就像种子一样滋生发芽，有了明显的形态，长成了一棵有许多分支的树。由于我本人也经历了充满变化和革命的年代，我也需要往后看，往家乡看，才能把我们这一代发生的改天换地的时代写出来。我不知从何着手，从何开始。对我来说，中国自然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还有我本人对中国的一些了解，把这一切同我分割开来，那我就没有故事好说的了。我的书的轮廓就这样与中国难解难分地逐渐丰满起来，这虽然很奇怪，但是比一切有关中国的理想的书都更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