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樾公担任地方官的那个灵州位于边疆地区，14世纪就正式归入中华帝国的版图。当地蕴藏有丰富的盐矿资源。驳船可以沿着人工挖掘的水道把盐运出来；水道连接着丝绸之路；骆驼队沿着丝绸之路，经过鄂尔多斯沙漠，把盐运到北京。

回民起义、动乱带来的灾变、瘟疫和饥荒把这一地区变得满目疮痍，饿殍遍野。启樾公心里也不好受。他墓碑上的那些描述应该没有撒谎，只是语气要婉转一些。他承受的痛苦真挚深切，所以才需要在他去世后将其记在石碑上。在甘肃待的这些年里，他的性格发生了变化。看到那些一贫如洗的老百姓，他也想寻求济贫良策。在他谢世后，人们随随便便用命途多舛来解释他后期的落落寡合、体弱多病，其实这里也潜藏着一场悲剧。他已尽其所能去扶危济困，可以说是鞠躬尽瘁，结果四十七岁就命归黄泉，走得比他父亲还早，只在一张照片中留下了一张瘦削、忧伤、不见笑意的脸，嘴唇和眼睛透露出他内心的焦虑。

我们还进一步了解到，他学问也做得很出色。他是研究历史的，有不同凡响的见解。出于那个时代的需要，他也参加过科举考试，“然公于功名之事甚为淡漠”。

道鸿公，这位战功卓著的武将，腐朽的专制皇朝的忠心耿耿的奴仆，一定看出来他这个儿子实在令人失望。祖父有一次回到成都，便打算辞官隐退。但家里人劝他继续仕进，他又返回甘肃。刚到那儿就碰上了又一场回民起义爆发，“此事益增其忧虑及尽责之心。筹划防务、维持治安，诸事令公殚精竭虑，夙夜匪懈；又需分身以应朝廷之命及刑名之事。重荷之下，身遂崩颓矣。”

在边境地区为官，其公务是极为繁重的，所有事情都由他一人承担： 要负责防疫，要收税，要指挥军队，要处理政务，要督学。祖父弭平叛乱，维修堤坝，收购食盐，拟写奏章，征收税款，围剿土匪，兴办学校，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带来地方太平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的好局面。然而他性喜自由，不愿忍受官场的繁文缛节。他的墓碑用字斟句酌的婉转说法暗示了这一点。因此，虽然他的管理能力得到普遍承认，他最终还是辞去了官职，又一次回到成都。他在老家做了郎中，对所有来求医的人都给予热心帮助。

他是在1902年辞官回乡的。此时新的思想潮流已经涌动，他对此也有所反应。“皇朝将亡，宇内板荡，纲纪崩坏。后生少年心志颠倒惑乱。公悉心予以教诲，助其出离褊狭之见，导之入于新境，增长其见识，使之知义亲仁。”他的碑文如斯说。

照现在的说法，祖父或许称得上是自由党或改革派。但他也是个病弱之人，是无情时代的多情之人，人微言轻。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的真实思想，因为除了一篇赞扬铁路旅行的平淡文章，我找不到他留下的其他任何文字。

祖母洪夫人

祖母洪夫人0他的太太，也就是我的祖母洪夫人，是洪公之女。洪公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的朋友和门生。祖母与祖父截然不同。她的碑文比她丈夫的更有气势。她丈夫是个畸零人、失败者；她则是理想的化身： 理想的贵妇，理想的母亲、儿媳、妻子、家长。她代表的是缙绅的理想，老辈人的理想，是社会栋梁、保守人士的理想。这些人对时代的发展变化始终持一种极端憎恶的态度。无论谁都不可能找出像我祖母洪夫人这样品行完全符合儒家礼教规范的样板了。“夫人之父曾追随曾公，夫人乃效法曾府以治其家。其德言容功乃由其端方家教养成。”

为了理解她的性格，我读了曾国藩的传记。我第一任丈夫唐保黄曾逼着我读这本书。那是在1938年，他正担任蒋介石总司令的侍卫武官。蒋介石很崇敬曾国藩，因此我丈夫保黄也认为读曾国藩的传记和文章对提高他和我的（当然主要是我的)道德修养大有好处。

在1860年代，曾国藩也受到很多英国人的赞赏。但他跟英国军官戈登相处得并不是很好。这个戈登就是著名的中国戈登，或喀土穆戈登。他曾协助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