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父亲周映彤三次写自传

父亲周映彤三次写自传01949年解放后，我的父亲曾三次写过自己的自传，两次是被要求写的，一次是他自愿写的。三份自传我都收集到我的资料库里了。前两份多多少少像是他生平经历的流水账。第三份称得上是自传，比较详细，也较有个人色彩，可惜不完整，因为他没等写完就辞世了。

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了政权后，很多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并没有远走高飞。其实相对而言，离去的人并不多，这些人主要来自已经西化的上流社会。我父亲这类人对国民党已经深恶痛绝，虽然对共产党还心怀忐忑，但觉得他们怎么着也要比蒋介石好。工程师、医生、教授、公务员……这些人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只是受够了腐败无能、恶人当道、警察横行的现实。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希望结束内战，国家步入正轨，他们也好在一个平稳、安定的环境中工作。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些人的想法并不那么单纯。成千上万曾为国民党服务的官员和军人在最后几个月里看到解放军胜局已定，便投奔到共产党这面来了。谁又能说清这些表面看起来又老实又积极的知识分子和行政官员当中，有没有国民党安插的特务，会伺机从内部破坏新政权呢？

在1951年到1953年间和1954年，我父亲写了两份简历。当时政府要求每个受雇于它的人都要写。这样的简历并不长，也就是六到八页纸的样子。写好后还要经过层层审查。在当时的环境中，这样的保安措施是可以理解的。每个政府都会保留它的职员的档案材料，那些从事重要工作的人还会受到特别关照。即使在今天的民主国家，秘密警察搜集材料，实施调查取证也是常规做法。在中国，这一工作包括搜集我父亲这一类的当事人写过的自述材料，拿这些材料与其他各种各样的档案材料进行比较，再跟已知的事实作比较。如果发现值得怀疑的情况，譬如有过腐败、从事黑市交易、贪污等行为（这种情况很多，毕竟在蒋介石当政的最后十五年间，腐败差不多成了家常便饭），或是怀疑与在台湾等地的敌对组织一直保持联系的情况，那当事人自写的简历就要受到严格审查，还可能要求他重写三四遍，还会要求他就这样那样的疑点做出澄清。

最好的选择就是把以往的“劣迹”都交代清楚，拿出一份实实在在的过失录，以求获得宽大处理，免得受到挨批以外的惩罚。那时候，差不多百分之百的人都挨过批。但隐瞒过失则很有可能带来更大的麻烦。

我是1956年回国的。打那以后每年回去一次，跟我在我丈夫当国民党将军期间认识的数十人见了面，作了交谈。我见到了我丈夫的几位军旅同事。当年他们一起侍奉蒋介石，如今在为共产党做事。他们都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与新中国同心同德。最让我觉得意外的是他们当中很少有人受到政治方面的伤害。在北京就有一些这样的人，或在真正地工作，或是因为年龄的关系只有挂名闲职。其中还有好些旧军阀，数以百计的共产党革命者曾被他们下令砍掉了脑袋，或是遭受酷刑……他们也算是血债累累，然而现在也毫发无损地生活在北京。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革命与其他革命不同的地方，也是众多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对这场革命心悦诚服的地方。它宽恕了那些表现出悔意并坦白了实情的人，即使前清皇帝也不例外（参看爱新觉罗?溥仪《从皇帝到公民》。北京，外文出版社，19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