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讨厌他，讨厌他的政治说教，讨厌他叫我们读政治书籍。他这个读书也有困难的土包子，如今却来管我们，我们有许多人都是西方大学的毕业生，中国的精英。我们的自尊心遭到了无法忍受的伤害，我们受到了侮辱，预料将来会有不堪设想的后果。党的干部不尊重我们，不尊重我们的学识，而我们是知识分子。陆很迟钝，迟迟不了解我们，头两年这么笨……但是近三年他却开始了解了。他注意我们的工作，他跟我们学习，去年一年，他特别热心向我学习。现在我对他的厌恶开始淡漠了，我们开始交谈，我想，一定要把我的梦想，把我年轻时的事，把我在铁路线上的生活告诉他……也许这就是他建议我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的原因。但是他比我的儿子还年轻。因此当他建议我写我的一生时，我答道，“我在忙着水库的计划。”

“是呀，周同志，我知道，但请你考虑一下，我们觉得你的生活经验这么丰富，正是我们所缺乏的，我们需要牢记过去，以便对将来有所借鉴。”

要是在四个月以前，我就会怀疑陆同志是不是又要我澄清过去的事，要弄清我的真实思想。我会想： 是不是又出现了什么新的情况，我遗漏了什么重要事情，必须弄个水落石出。也可能有些以往的事情在我们看来无关紧要，却是已经被反反复复调查核实过的材料，直到隐藏其中的有害的、可能为祸将来的种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头四年里，每年年底以及每次运动结束，我们都要写思想总结，开会谈我们对工作的看法，提出对党的批评，对陆同志的批评，而他则在全处大会上检查处里的缺点和错误。我对此很反感，说这完全是浪费时间。是由于我年长，又有点成就，因此没有人想来改变我，还是他们真的诚心诚意地看重我？我们学会了检查和批评自己的表现，我们也被告诫，不要背后乱说，有意见要当面提。

这次，我没有反感，没有感到上了圈套的条件反射。我突然觉得要把自己的一生写下来，把发生的事情都写下来。我们许多人如今有了这种要求，因为我们经历了一场很大的变化。革命不是一件与人无关的事，它是人来进行的，它也是一种内在的进程，使我们都发生了变化，就像一泓潭水经过疏溶，除尽了淤泥，清澈的泉水从潭底涌现出来。那天下班时，我感到春天已经来了。

春天来了，但是春天也伤人，因为还有玛格丽特，尽管她和孩子们离开了我。陆是知道她们的；因此他从来没有开口问过，他即使态度粗鲁，内心却是有礼貌的。他忽然成了我的朋友，把我当作朋友，希望我在回忆过去中寄托我的情怀。不错，我们今天有了和平，可以平心静气地来回忆过去的事，把记忆保存起来。将来年轻的一代需要了解我们是怎么过来的，他们也需要记住我们经历了漫长漫长艰苦的道路。

就像一个人在连续吃力地爬上高峰眺望脚下的山峦，就像绣花工人一针针地绣了好久以后，擦擦眼睛看看那终于清晰的整幅图案，我也必须在春天重返的明媚阳光中，回顾一下自己一生的全貌。1955年，父亲打破了一贯的沉默这么写道。他一向沉默寡言，母亲发脾气的时候叫他哑巴。他的沉默几乎把我憋死了。父亲的这个毛病使得他的孩子们从小就对母亲在耳边没完没了的聒噪不胜其烦。

父亲从来没有像别人那样，连续地写下他的经历，把自己的一生整理成册，将历次战争与革命、皇朝的衰亡和军阀的崛起、连绵不断的内战所带来的混乱和破坏，直至最后的决战汇合起来，融入其中。甚至中国满清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也写了回忆录，把跟我父亲的人生历程差不多相同的那段历史作了一个整体的描述。我想，父亲并不想要出版，他是为自己而写的。说来矛盾，正好是在我1956年回国去看他时，才使他停了笔，因此1925年以后的事，他几乎什么也没有写。但这里出现了其他的材料： 他与三叔的大量通信。在这些信中，他把自己的孩子由于他的沉默而不知道的事情都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