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国以前一直将学习正确地使用刀叉、熟悉西餐的吃法，看做是除学习英语之外的第一要务。我曾天真地认为它将在我出国后的异国生活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此我专门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从左叉右刀到几个尖的叉子吃什么菜，一顿正规的西餐用几套餐具，到吃完后放在什么地方，放成什么形状，都一一烂熟于心。

到达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周末，我就有了第一次实战演练的机会。那是我老婆参加的羽毛球俱乐部的一次周末聚餐。那天晚上出席的嘉宾来自世界各地，且多为羽毛球强国。大家尽管语言不同文化相异，但是在聚餐这件事情上，全都一致，除左撇子选手外一律左叉右刀。因为我是第一次在实战中使用刀叉，为了不在国际朋友们面前跌份，所以将精力主要放在了比较好对付的菜上面，比如土豆、鸡排什么的，容易切开，容易叉起。但很快我就发现这样的吃法很吃亏，因为容易对付的菜毕竟有限，这样下去，我一晚上只能在两三个盘子之间游走。而我的国际朋友们，刀叉的用法和我不同，对于在我看来难对付的菜，他们居然可以用手帮忙，当然并不是很多时候，但总归不像我这样中规中矩。他们吃得开心，聊得热闹，只有我既听不太懂，又吃不太饱，甚为无趣。

但这次经历丝毫不能减少我对自己左叉右刀正确的西餐吃法的信心。我一直认为不守规矩的是他们，而这也不过是一次气氛过于随便的聚餐，因此不用太过计较。

在此之后，我在澳大利亚有过不同的打工经历，且多集中于不同档次的餐馆，既有中餐馆，也有西餐厅。这使我有了一些可以旁观客人们使用刀叉的机会。说实话，守规矩的不多，大部分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但他们自己似乎毫不介意。在这些人当中，刀叉运用得最为神妙的是一位未曾谋面的客人。他点的菜是红烧螃蟹，这种螃蟹斩碎红烧后结构复杂，我一直认为是使用刀叉的禁区，但这位客人却不可思议地将一盘子螃蟹用刀叉吃得干干净净。我当时极想从后厨出去看看，但我老板怕这样一个穿着等身塑料围裙的人突然出现在客人面前，盯着人家的盘子看，会吓坏人家，所以严令禁止。不过那盘螃蟹吃完以后端回来的样子我看了，确实是干干净净，把壳拼到一起就能弄出一个螃蟹标本来。我想象不出用一副刀叉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杰作。不过我依然将此看做是特例，我仍认为，在正式的或大型的场面上，左叉右刀的各种规则还是应当恪守的，否则轻则遭人嘲笑，重则有损国格。

我老婆有一个学汉语的澳洲学生，是一个化学博士。她丈夫在德国留学4年，也是博士。这对夫妇在中国生活过一年，他们使用筷子的技能让我震惊。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一如我对澳洲文化的兴趣一样强烈，因此他们特别设家宴邀请我们，使双方有机会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深入地交换意见。我将这次宴会看做是一次非常正式的场合，它终于使我有机会按资料上教的那样优雅地使用刀叉，在内心深处我将此上升到了为国争光的高度。

然而，当夜宴开始的时候，我却发现这些优雅的规则在实战中毫无用处。因为主人不会因为哪个菜刀叉容易对付，吃相容易优雅而准备菜谱，他们只会依据味道和地方特色来准备。那些长着刺的鱼、烤干了的黎巴嫩饼、小西红柿，还有带骨头的小羊排，让我无法优雅。而我对面的这两位，在我看来吃得全无规矩。一副刀叉，刀刃可以切，刀背也可以当勺子；叉子就更不用说了，一会儿在左手，一会儿在右手，叉尖、叉面甚至叉背都可以派上用场。它几乎集刀、叉、勺的功能于一身，任何一道在我看来难以解决的菜，在这样一副刀叉面前都变得毫无悬念。我开始强烈地感觉到左叉右刀的规则在我有限的生命中恐怕是一次也用不到了。

这件事情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刀叉也罢，筷子也罢，其实关键是把食物送进嘴里。要不然你就是能从刀叉与筷子中总结出独孤九剑或打狗棒法，也只能是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