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会认为，社会学家应该把时间花在研究基本的社会现象上，譬如社会各阶级是如何形成的，或者一个群体或商业公司的成员变动不断，但它们的“文化”仍能延续下去的方法。为了解释这些现象，社会学家会观察人类行为的基本特点——我们有模仿他人并和周围人合群的倾向性，或是我们对不断变化着的世界的快速适应能力。群体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由人们的行为造成的，所以要解释群体社会，就应该先观察群体社会中的人，观察他们是怎样相互影响的。

然而，许多社会学家并不是真的按照这一方法来研究社会。他们会通过调查来寻找事物之间的“关联”——比如贫穷与犯罪率、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等等。找到了一种联系，他们就说一件事解释了另一件事。为什么靠近市中心的地方犯罪率会那么高？很简单，那是因为市中心区域的穷人多，于是这两件事就被放到一起。这本身没什么不对，一种关联的存在，或联系两种事物的模式的存在，的确能暗示发生了某些有趣的事。

但是，疑问也至此不前了，研究者们不再深入探究人们的行动是如何导致这一模式的，不再仔细考察根本的因果机制。贫穷是怎样改变个人行为的呢？为什么贫穷会导致犯罪呢？这类问题没有被深入地挖掘，仿佛社会学只是应用统计的一个分支。

经济学家在做社会学研究时有另一种方法（如今也是最权威的方法）。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事物的起因、人与人的动机，以及这些因素是如何导致社会结果的。但是，除此以外，这些研究工作还有一个特质。一些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如20世纪50年代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争辩说，理论家不该为了要尽力描述个人行为的真实“图像”而烦恼不已。相反，在构建那些能让他们做出“预言”的理论时，应该寻找那些便于找到的“图像”。例如，最常见的假设就是：人是完全理性的生物；在做决定的时候不可能犯任何错误；在追求自我利益时极度地贪婪。这种假设的方法与另一种假设（即一个群体的特质正好反映了组成这一群体的典型个体的特征）一样，至今仍然使理论家深受其害。

正如我在之后的章节中将更深入探讨的，经济学理论家通常都假设说，一个人的行为从来都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行为，这种假设的方法只是为了让他们的数理分析变得更简单，而不是为了寻求精确性和真实性。

其他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似乎已经举起了永远战败的白旗，忙于为过去的伟大思想家的著作改头换面。现在对于霍布斯（Hobbes）、韦伯（Webber）、涂尔干（Durkheim）或亚当·斯密无休无止的争论都集中在他们真实想说的是什么，而不是他们说过些什么，或是别人认为他们说了些什么。面对现实世界的凌乱细节，那些社会学家更倾向用一种“宏观”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无拘无束地用抽象的理论做依据，完全不顾用现实来检验理论的必要。于是，他们似乎最终走到了一个极度愚蠢的边缘。

在这一点上，影响力反常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流派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后现代主义者”坚持认为，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一个由客观物体组成的真实世界，我们也不可能理解客观物体的性质。相反，真理是完全武断的，是由社会默许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另一个普遍的论断是，由于我们的思维与交流和语言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致任何事物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文本”，于是社会理论变得或多或少和文学批评等同起来。任何人写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固定的或真实的意义，意义仅仅取决于读者对文本的理解。

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埃尔顿（Geoffrey Elton）在谈到后现代主义思潮时，将其等同于“理性的崩溃”，因为“后现代主义”具有诱惑性，而且随意地构建理论，这本质上是让理论创始人摆脱了一种按照逻辑思考的责任。

在我看来，社会学似乎已经到了一种非常怪异的境地。不过我认为很幸运的是，这几类社会科学正在迅速成为历史的遗物，原因有两点：第一，几十年以来，心理学界涌现了大量杰出的实验性研究，这些研究表明，许许多多的人类行为并不像我们之前被误导而认为的那么复杂，让人难以摸索。如果你愿意相信，“社会原子”通常都遵循着非常简单的规律；第二，科学家们现在明白了，使群体世界变得复杂的并非是个人的复杂性，而是人们走到一起并制造模式的方式，通常这些方式都是出人意料的。

在求证模式比人更重要的想法时，我们试图清清楚楚地解释纽约股票交易所和其他金融市场的逻辑，看看思维模式是如何自我发展，在没有人事先意图的情况下，集合力量又瓦解力量的。我们还将考察那些令人好奇又几乎是机械性的谣言、潮流以及一窝蜂的狂热，看看它们是如何运转的，并了解我们的群体行为所遵循着的准确性惊人的数学模式。我们将考察在前南斯拉夫、卢旺达所发生的事，并勾勒出种族中心主义背后隐藏的逻辑，回到不断演变的历史深处，看看一个群体和另一个群体之间永无止境的战争怎么会在非洲大草原上重新上演，并给我们最根本的社会习性——尤其是我们相互合作或帮助陌生人的能力——刻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把人看作“社会物质”的原子如何能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许多种模式会在人类社会重复地发生。譬如，社会阶级的存在模式，财富无情地流动到少数人手中的模式等。如今，研究者越来越发现，理解人类社会就好比理解物理学概念的原子是如何组合到一起，构成了我们知道的所有物质一样（有些物质是黏性的，有些是光滑的，有些能导电，有些不能导电）。钻石发光并不是因为构成钻石的原子是发光的，而是因为那些原子组成了一种特殊的模式。通常来说，部分不是最重要的，而模式才是最重要的，人类社会也不例外。

这本书与财富、权力、政治、阶级仇恨和种族分裂有关，同时也与风尚、潮流和暴动有关，它会解释,为什么群体内会自发产生善与信任?笼罩整个金融市场的沮丧和浮躁的情绪又从何而来？总的来说，这本书与社会意外——那些不知从哪儿来却又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事件和变动——有关，并解释了为什么在察觉这些意外发生的原因时，我们会感到如此无能。

1984年，威廉·斯特恩（William Stern）手头上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开展，而复兴纽约著名的时代广场是他最大的职责所在。当时的时代广场犹如一个人间地狱，破旧不堪，乌烟瘴气，那里的人也肮脏堕落。斯特恩是纽约当地人，也是负责改善城区好几个地方的纽约州立机构——城市开发公司的领导，他对另一个年代的时代广场有一段儿时温暖的记忆。

他回忆说：“在50年代早期，时代广场曾是我儿时的快乐。星期六的时候，我父亲会带我从哈莱姆区一路坐公共汽车到那儿去看电影，一般都是罗伊·罗杰斯（Roy Rogers）或吉恩·奥特里（Gene Autry）这样的牛仔影片。然后，我们会到内迪克（Nedick’s）吃点东西，吃完就到处闲逛，看看那些巨大的招牌。”

但现在什么都不一样了：“我晚上去时代广场，州警官在我身旁，那里让我感到又恶心又害怕。我们匆匆穿过那些满是娼妓的小旅馆、按摩房、脏兮兮的下等菜馆，还有色情书店、放映X级片的录像厅、窥视秀场，和各种吸毒的人，毒贩、嫖客、妓女、皮条客，什么都有——整个一幅大城市下层社会的图景。”

经过30年慢慢地腐蚀，这一带把几乎所有“合法”的行当都赶了出去，转而变成了一个犯罪的磁体。单单在1984年一年里，在位于第七和第八大道之间的第四十二大街沿路的一个街区，就有超过2 000起犯罪记录在案，这个地方也被称做这个城市“最糟糕的街区”，2 000多起犯罪中，超过五分之一是暴力强奸和谋杀案件。曾经是城市形象标志的时代广场，现在却标志着文明与无法纪的边界。

然而，斯特恩和他的团队计划要改变所有的一切。他们想象中的第四十二大街的恢复方案目标投入26个亿，并通过战略性工作来复兴时代广场昔日的光辉形象。他们将建立新的办公大厦、旅馆以及一个覆盖几个街区的大型电脑及服装批发市场。他们还将恢复历史上的旧剧院，尤其是著名的新阿姆斯特丹剧院，并且使肮脏的第四十二大街地铁站焕然一新。这是一个大项目，可惜还没开始实施就夭折了。

在1984年11月，纽约市评估委员会最终通过这项方案之后，政治争论稀释了一些最大胆的想法。接着在1987年的10月，股市崩盘，仅仅在一天之内巨幅下跌22个百分点。金融市场的打击蔓延到商业地产市场，接着像滚雪球般，席卷律师事务所、广告公司和银行——这个项目最大的预期租借方。斯特恩回忆说：“我们之前计划好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是有结果的。”

所以，斯特恩喜爱的时代广场不得不落入社会的冷漠势力——毒贩、皮条客、绝望者、瘾君子和暴力者手中。接着，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时代广场突然自行恢复了生命的活力。

1990年，娱乐巨头Viacom签了一份租约，租下了Astor酒店的旧址，位于百老汇大道（Broadway Avenue）1515号。两年后，国际出版商贝塔斯曼和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也在百老汇大道上购置楼房。接着在1993年，迪士尼公司也和市政府达成一致，更新新阿姆斯特丹剧院。迪士尼公司一参与进来，投资兴趣就如冲天火箭般迅速升高。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奢华酒店和办公大楼如雨后春笋般林立起来；杜莎夫人蜡像馆也在纽约开了分馆。过去的性服务店和脱衣舞夜总会都消失不见了，犯罪率也降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到了90年代后期，时代广场脱胎换骨，变得更美好了，乌烟瘴气的下流社会景象奇迹般地被闪耀的玻璃和钢铁大厦取代了。

怎么会这样呢？斯特恩认为，时代广场的成功转变与纽约市的建设政策有很大关系。他说：“这和政府打击犯罪，镇压性服务行业，降低税收的政策有非常大的关系，尽管只是有选择性地实施这些政策，但最终让市场发挥了自身的作用，把那一块区域又带回正轨上了。”警察采取“零容忍”态度，开始逮捕轻罪案犯，市政府也通过了抵制色情行业的法令。斯特恩表示这些举措直接导致了时代广场那一带的复兴，同时也教会我们“政府在开展经济发展工作的时候，有正确的方法，也有错误的方法”。

斯特恩的解释似乎言之有理。他亲眼看着时代广场开始转变，而且很可能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把复兴工作做好。然而，我们怎么知道他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甚至有没有可能知道时代广场复兴背后的“真相”呢？也许这个问题看上去问得很多余，因为事情发生的背后一定会有“真相”。但是如果真的存在“真相”，那么要发现“真相”则绝非轻而易举。因为，我们对人类世界发生的事有一套解释方法，而科学对非人类世界所发生的现象又有另一套解释方法（通常是寻找模式与自然法则），这两者之间存在的深刻差异就是难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