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当时20岁的巴克尔——英国海运富商的儿子——是欧洲最好的国际象棋玩家。玩腻了国际象棋后，巴克尔转而开始专注于世界历史，开始着手写作一本真正研究人类科学的书。也许没有人曾有过如此大的信心，觉得发现人类真正的科学是一件可能的事。

显然，巴克尔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继开普勒和牛顿之后，科学家们展开了对物理世界的研究工作，并获得了许多实践性的成果——蒸汽机和工业革命。科学的发展看似势不可挡。的确，巴克尔也说科学没有逆转轮，正在不间断不可逆地发展下去。原先看似神秘莫测的东西最终都得到了解释，我们也希望未来这一点能持续下去：

“每一代都有一些事证明是有规律可循，是可以预测的，而这些事在上一代人眼里却被认定为是无规律可循，无法预测的。所以不断进步的文明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越发让我们相信秩序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任何事或某一类事还没有简化成某种规律的话，那么到了现在，我们不应该再宣告说它们无法被简化成某种秩序，而应该让我们过去的经验引导我们去发现这些秩序，并且承认，很有可能我们现在认为无法解释的事，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得到合理的解释。”

巴克尔指出，在物理学中，那些之前看似“最无规律、最反复无常”的现象后来证明是遵循了普遍的法则。他坚持道：“如果人类事件遭遇了类似的境遇，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相似的结果。”他进一步指出，之前之所以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理解，原因很简单，因为过去所有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明显不如”像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这样的科学家。

作为后辈的巴克尔，他的成就远不及自己的宏图大志。在他的著作《英格兰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的两个章节中，他强调说不同国家的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对于本国的发展、财富和人民的智力水平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此外，他还下了一个含糊不清的结论，说欧洲人从天性上来说要比非欧洲人高出一等——欧洲人的体格为更好地征服大自然做了准备，而非欧洲人则准备好了被大自然征服。巴克尔一定是认为，在他那个时代或自他那个时代起，没有人能证明这样的“法则”。

差不多同一时期，法国哲学家（如今被人们称为社会学之父的）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和巴克尔的热情遥相呼应。他强调说：“人类社会的事件一定遵循着科学法则，如果我们能弄明白这种法则，那么精神上的邪恶就可以清除干净了。”孔德确信人类社会最终会进入发展三阶段中的第三阶段。在“神学”阶段，人们用超自然的神奇力量来解释世界；在后来的“形而上学”阶段，人们开始能模模糊糊地搞懂一些原因。而孔德相信，文明最终会进入“积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会看到真正控制世界的科学法则。在物理学上取得巨大成就的牛顿，以及其他或其他一连串的天才将很快为人类的科学做出贡献——树立一座永久的科学大厦，能取代所有以往哲学上的华而不实。

空洞的哲学没有成为现实，这是不用说的事实。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到亚当·斯密，再到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所有这些智者都努力说服人们在人类社会能找到“法则般”的模式，可最后那些努力都是徒劳无果的。近代，探索人类真正科学的梦想转向了经济学理论。在之后的一章中，我将更仔细地探讨经济学理论，并指出其缺陷，在这里先指出这一点：虽然我们的图书馆被无数用深奥的数学术语写出的“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书籍压得喘不过气，但要真正理解物理学、化学抑或生物学教科书中的高深莫测，我们仍然缺乏这种能力。用科学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耐做出精准的预测。

举例来说，几年前，经济咨询机构伦敦经济学院对包括财政部、国家研究院和伦敦商学院在内的，超过30多个英国顶级经济预测组织的预测结果做出评估，得出的结论如下：

“有个古老的笑话是说，有多少经济学家，就有多少对未来经济的见解。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同一时期，经济预测者说的或多或少都是同一件事，意见的一致性让人吃惊。预测的差异，相对于预言和事实之间的差异，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他们说的几乎总是错误的，大家所达成共识的预言，却没能预计到过去七年来任何一项经济上最重要的发展——80年代消费支出高峰的影响力和回弹力，9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深度和持久度，抑或是1991年持续大幅度的通货紧缩。”

研究者对于经济发展的法则、犯罪的规律或文化是发展模式等，提出的想法数也数不清，然而没有一种想法像物理学的法则那样经得起仔细的审查。人类社会的科学仍然还在等待它的开普勒和牛顿。但这是为什么呢？是什么让人的科学变得那么难，比其他科学都难得多呢？也许是因为人类社会存在某些本质上完全不同又独一无二的东西，使得发现群体社会的“法则”变得不可能

许多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也表示，出于某种原因，人类社会的“法则”实在是太过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