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还会用最后一个论点——人，来说明用物理学研究人类科学是不可能的。作为人类，我们是复杂多变的——有时深思熟虑，有时感情用事，有时慷慨大度，有时居心不良，有时又冲动武断，喜欢妄想，容易犯错。任何关于人类性格和行为的理论，顶多不过是对现实情况粗略的勾勒，就像中世纪粗野的世界地图，充满了幻想、未知和混乱。所以难怪你在十个人的餐桌上、五十个人的办公室里，抑或是千万人的国家里，找到的不过是呼啦圈和豆宝宝（译者注：20世纪90年代后期风靡美国的绒制玩偶），还有像流行病般蔓延的自杀风潮，和无休无止又荒谬可笑的政治诡计；腐败、阴谋、仇恨和战争随处可见。其实原因很简单，在我们所知道的宇宙生物中，人类是最复杂的一个物种。

然而更糟糕的是，由于每个人的基因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所以每个个体之间又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人类科学要解决的不仅仅是一个接近无限复杂的个体，而是许多个这样的个体，并且每一个个体都找不到一模一样的副本。奥地利伟大的物理学家沃尔夫冈·包利（Wolfgang Pauli）承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社会科学比物理学复杂得多。

包利指出：“在物理学中，我们可以假定每个电子都是一样的，而社会学家则无法享受这一方便。”如果每个氢原子都有各自独特的历史，并且这些历史给它们的行为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痕迹，那么物理学又该何去何从呢？如果我们必须了解一个原子的情绪和思想才能解释其行为，那么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但是可以很放心地说，物理学基本不可能那么先进。也许物理学和化学可以说是“艰难的科学”，然而由于人类的复杂性和个体的差异性，人类科学和“硬科学”相比，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还牵涉到一个人的自由意志问题。如果说我们对自由意志的感觉不是一种错觉，人们真的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么要在人类世界找到确实的法则看来是不可能了，因此也没有了预测的必要。

19世纪，费奥多·陀斯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坚持认为，就算能成功找到人类世界的法则，并以此建构出一个完美的世界，生性倔强的人类还是会反抗这种法则。人是“不知好歹的两足生物”，就算他的生活已经建设得很好了，他也会出于发泄而大搞破坏。人总是会做一些让世界变得无法预测的事情，甚至目的只是为了证明人类世界的不确定性。

人类的倔强是一回事，但自由意志也用一种更明显的方式在从中捣鬼，妨碍着预测。约半个世纪前，英国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主张，由于自由意志赋予我们一种能力，让我们得以去做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去创造、去发明、去学习——所以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排除一切对人类未来世界的预测。

人类知识的增长显然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比如原子弹、电话机和互联网。有一点波普尔也的确说对了，我们无法预计知识如何增长，因为去学习就意味着要发现新事物和意想不到的事物。我们现在能预计到的未来，其实名不副实。那么，如果知识的变化影响了历史的进程，而我们又无法预见那些变化，那么历史必然是难以预测的。正如波普尔所说的，“相信历史的宿命就是纯粹的迷信，用科学的或其他理性的手段来预计人类的历史进程是不可能的。”

然而，这不等于我们就要否定在人类社会找寻模式的一切努力，波普尔也没想到这么远，但的确清楚地表明了可能牵涉到的困难。把人看作社会原子，尽我们所能构建一个人类社会的“物理学”很可能困难重重，因为“社会原子”比宇宙中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东西都要错综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