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86年，恩格斯就曾经说过:“我们不应过分陶醉于我们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大自然都报复了我们。”不幸的是，这样的历史警言被淹没在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物质实力极大提升的繁荣表象下，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反响。直到20世纪中期，伴随一些西方国家迈上以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之路，人类发展与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才有了《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和《增长的极限》的相继问世，也进一步引起了人类对经济行为及其环境后果危机感和忧虑意识的生长。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环境恶化加剧的情形，可持续发展概念才开始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到了今天，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各国的基本认知和实践做法。

可以看到，在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大背景下，低碳转型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向。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都制定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例如，美国奥巴马总统在就职之后提出了能源与气候新政，气候法案的众议院和参议院版本都提出了联邦层面碳排放总量限制交易的内容；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一直领跑，除了欧盟排放贸易体系在全球领先之外，欧盟企业在开发低碳能源与低碳技术的政策与经济激励手段也比较完备；英国2006年推出了《英国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9年《气候变化法》正式生效，已形成相对完整的气候变化应对政策体系，能源白皮书确立了温室气体减排路线图；日本政府2007年制定了“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提出综合推进“低碳社会”、“循环型社会”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建设的目标；韩国2008年提出了《低碳绿色增长战略》，并相继完成《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和《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实施令》的立法准备……低碳发展成为各国塑造新的竞争优势而势必抢占的新制高点。

在全球低碳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也面临着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挑战。曾有研究机构组织测算了2005年中国的环境成本，它大约占到GDP的13.5%，而中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为10.4%，凸显中国要素利用效率低下、环境损害大、粗放型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情况。低碳转型的方向，与减少环境成本，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更进一步讲，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中提高话语权，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而非被动执行者，需要承担国际社会的共同义务，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国际问题上，扮演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主动承担起节能减排的重任。另一方面，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关系也正发生着深刻变化。中国的经济外向度超过了60%，已经成了世界经济体和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最终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共赢，是中国政府的必然选择。

序言近些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2007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出台，胡锦涛总书记在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承诺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显著下降，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在不附带任何其他国家是否减排的条件下，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基础上下降40%~45%，并将此指标纳入“十二五”规划，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0年7月19日发布了《关于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和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为首批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这些都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认识和决心。相关部门已经提出，未来五年将在中国的特定区域和特定行业开展碳交易。我认为，各地应当在适合自身发展水平和目标的情况下，积极探索利用市场机制促进节能减排。政府需要加大研究发展绿色经济、促进低碳转型的政策措施，改变以往过多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更多利用市场经济的调控方法，实现成本效率减排。一些试点地区，不妨采取碳排放权交易的办法，给碳排放权定价。有了碳价格之后，企业进行超额排放就要付出相应成本，以此避免环境债务的代际转移。碳排放交易在欧盟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实践中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当前在中国也需要加紧建立自己的碳市场。当然，相比于建立碳交易的机构，更重要的是建立体制和机制，认真研究中国在碳交易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注意碳交易的品种结构。在碳交易的品种上，不仅要资源型的，还要有技术型的。二是建立国内的代理机构和交易平台。要发展中国自己的代理机构和交易平台，而且要逐步实现国际化。三是通过实践不断积累碳交易的经验。建立碳市场应遵循制度经济学所说的“交易先于制度”原则，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不断推进碳市场逐步完善。不能等设计出非常完善的制度以后才能进行交易，而是要从交易过程中总结经验，逐步完善制度。四是注意建立中国的碳资源储备。允许国内一些从事长期投资的机构购买碳减排量作为战略储备。

应该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在发展低碳经济，进行低碳转型的过程中应立足国情和发展阶段，逐步推进。一方面，中国有13亿多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多美元，属于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标准，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脆弱，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降低排放确实存在特殊困难。基于中国这样的基本国情，低碳转型必须在保障人民基本需要的前提下逐步推进，不应该影响人民的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谈判过程中，应分清责任和义务，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发达国家正视其历史累积排放的责任和当前高人均排放的现实，率先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切实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承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应积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自身发展权益，坚决反对借气候变化实施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中国履行减排义务，目标必须与发展阶段、国情相适应。

因此，中国应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积极承担相应的减排义务，履行自己的减排承诺。同时中国应该紧紧抓住当今世界低碳转型的机遇，加快发展高碳能源低碳化利用和低碳产业，建设具有低碳特征的产业体系，如低碳建筑和低碳交通体系，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汽车、轨道交通，创造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发展模式向低污染、低能耗、低排放模式转型。

恰逢其时，熊焰同志的新著《低碳转型路线图》出版。该书从全球低碳转型的背景、机遇与挑战入手，分析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中国低碳转型的选择，在国家相关政策和已经采取行动的基础上，结合国外低碳城市经验、地方政府和企业正在进行中的低碳发展实践，提出未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趋势以及中国低碳发展的未来之路。这本书语言平实，思路清晰，既有对中国低碳转型路径比较深入的理论思考，又通过筛选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实践案例，对各地低碳转型经验和思路进行了梳理和总结。通过各地的鲜活案例，我们看到地方政府的创新思路、大胆实践，当然也有经验教训。应当说，这是一本闪烁着思想火花的实践读本。在国家五省八市首批低碳试点的背景下，这本书的问世，相信将对已经试点或者将要大胆探索地区的地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一些有益思考和借鉴。是为序。

潘家华

2010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