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秋天，寒风呼啸，树叶飘零，但对吴印咸来说却是他生命中的春天，因为这时他来到了延安，并且在这里一待就是七年。

美好的春天带给吴印咸的是什么呢？

1938年9月，吴印咸一行到达延安后，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即宣告成立。吴印咸担任该团技术及摄影负责人。

这个电影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亲自策划的第一个摄影组织。

开始全团只有六人，其中从事过电影工作的有袁牧之、吴印咸以及他的助手徐肖冰（徐肖冰系从山西来到延安）三人，1939年后才相继调入吴本立、马似友、周从初、钱筱璋、程默等人。

当时电影团的全部机器是“两动三呆”。“两动”是指两台能拍活动电影的机器，一台是35mm的独眼“埃姆”，为荷兰摄影家尤里斯?伊文思所赠；一台是16mm的“菲尔姆”，购于香港。“三呆”是指三架拍照片的相机，其中一台是徐肖冰的，另外两台是吴印咸深知延安缺少照相机，拿出自己的积蓄购置的。胶片共有16 000英尺35mm底片，包括伊文思送的2 000英尺，再加上一些洗印药品，这些构成了电影团的全部生产资料。

尤里斯?伊文思对八路军电影团的帮助功不可没。

来延安之前，袁牧之在周恩来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同志的帮助下，专程赴香港购买了一台16mm摄影机和一些胶片，与吴印咸在武汉会合后，又得到了号称“飞翔的荷兰人”的荷兰著名导演伊文思的帮助。

1938年4月初，将“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视为座右铭的伊文思来到了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中国战场拍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在拍完“台儿庄战役”后，按照计划，伊文思想到延安拍摄八路军的镜头，但国民党当局从中百般阻挠，后来在中共武汉办事处同志的建议下，伊文思来到西安，打算从这里再设法去延安。谁知到了西安后，他的行动受到了多种限制，找机会去延安的计划也泡了汤。伊文思只好又失望地回到武汉。

不久，伊文思在武汉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伊文思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国民党当局不让伊文思与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接触，对他的行动进行监视和限制。周恩来经过巧妙的安排，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让伊文思拍摄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开会的情景和林伯渠、周恩来及叶剑英等同志的镜头。伊文思向周恩来提出会见中国的进步电影艺术家的要求，周恩来略加思索后推荐袁牧之与他会见。

与袁牧之的交谈中，伊文思得知他即将去延安拍摄八路军在华北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纪录片时非常高兴。从袁牧之口中，他了解到延安的资金和物质条件都十分匮乏，而对电影设备的渴求又犹如久旱的土地盼望甘霖，于是对袁牧之说：“你们到延安拍片条件如此困难，我可以留下一台手提‘埃姆’摄影机和2000多尺胶片送给你们，算是我对你们这次拍片的支持。”袁牧之听了非常高兴，对伊文思雪中送炭的义举深表感谢。因为伊文思事前不知道袁牧之他们要去延安拍片，机器没有带在身边，于是他们约定第二天傍晚在一个地方会面。

袁牧之将会见全过程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提出由他自己去见伊文思并接受赠物，但是没有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因为周恩来认为袁牧之与伊文思这次会见时间太长，可能已经引起特务的注意，为了安全上不出问题，最好另派一位在武汉很少露面的人替袁牧之去接收摄影机和胶片。袁牧之沉吟片刻，想到了吴印咸。

当时，吴印咸刚从上海来到武汉，完全是生面孔，由他去取伊文思的摄影机，应该可以躲过特务的监视。周恩来同意了袁牧之的提议，并特别叮咛取到机器后尽快回到办事处。

等到天黑后，吴印咸乘坐周恩来的汽车来到汉口郊外的秘密约定地点，伊文思已如约在一条街的路口等待了。

伊文思发现一个年轻人走到自己身边，他立刻明白这就是来取摄影机的人，便立即以极快的速度将摄影机和胶片交到来人的手中。迫于当时的危险环境，吴印咸无法用语言与伊文思交谈，只好用力紧紧握住伊文思的手，以表达对伊文思无私援助的感激和敬意。伊文思也压低声音用并不熟练的汉语对吴印咸说：“延安！延安！”吴印咸用力地点了点头，之后两人就匆忙分手了。夜色苍茫，当时谁也没能看清对方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