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事到现在，正好是两个月零一个星期，从来没想到她会走得这么早。”2005年10月21日，江西省上栗县福田镇连陂村村民刘培忠喃喃自语，他口中的“她”，是他两个多月前去世的妻子。

拉肚子要了人命

刘培忠更没有想到的是，夺去他妻子生命的，仅仅是拉肚子这样的小病。他告诉记者，出事那天，提前没有任何征兆，妻子突然开始上吐下泻，他以为可能是吃坏了肚子，赶紧带着妻子跑到福田镇卫生院。

“医生就是听了听心跳，连体温都没有测，就开了3个吊瓶。”刘培忠告诉记者，3个吊瓶打完之后，他想去找医生来检查一下，看看病情是不是稳定了，还需不需要再开些什么药。没想到，当时几个值班医生都在打麻将，没人理会他的要求。看妻子当时没什么反应，刘培忠就带着她回了家。吃过晚饭之后，妻子突然病情加重，口吐泡沫，没等送到医院就离开了人世。

对于妻子的突然离世，除了悲痛，刘培忠更多的是愤怒：“不说别的，我们在福田卫生院看病，自始至终，他们都没告诉我我老婆得的是什么病，就开了药，输了液，最后人死了，他们也不愿意出钱给做医疗事故鉴定，连处方都一直没有给我们。院长后来给我解释说没有住院条件，如果是这个情况，你早点说明我们可以转院，也不至于弄出人命来。”

靠着在城里工作的亲戚帮忙，刘培忠去市里找到相关部门，几经周折，从卫生院得到了2万元的赔偿。

医疗事故谁之过？

从连陂村到福田镇卫生院，只有大约10分钟的车程，记者在住院部找到了医院的副院长易某。对于这次的事件，易院长的解释轻描淡写，“这个怎么能说是医疗事故呢？人又没有死在我们医院里，她自己死在家里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既然和医院没有关系，为什么卫生院出2万元的赔偿金呢？易院长不耐烦地说：“不给钱他就去市里闹，我们有什么办法？”

记者还想再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易院长说自己并不清楚。而当记者问到为什么出了事不做医疗事故鉴定时，卫生院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鉴定一个器官要1000块钱，我们工资都发不全，哪有那个钱。赔点钱就得了。”

在连陂村卫生室，记者想找当地医生了解这个事故的情况，却发现摆满药品的诊所里空无一人。看到诊所隔壁的店铺里几个人在打麻将，记者问诊所的医生是否在家，有个人抬起头问记者是否要买什么药，记者说明自己的来意，几个人立刻沉默了，都说不知道医生去了哪里。记者无奈只得离开，门口经过的一个村民告诉记者，刚才问话的那个人就是医生。

设施落后隐患多

除了医护人员的素质问题，基层农村卫生机构基础设施条件差，设备落后，也是造成医疗事故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记者采访中发现，一些地方的乡镇卫生院仍然依靠“老三件”(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看病，而且仍有部分乡镇卫生院的现有医疗设备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装备的。据统计，全国大约1／3的乡镇卫生院基本瘫痪，面临倒闭，1／3仅能勉强维持生计。农民主要健康指标的改善幅度减缓或停滞，城乡居民健康差距进一步加大。

在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欧里镇卫生院，记者看到，卫生院临街窗户的玻璃掉了不少，支离破碎的窗框上满是灰尘并结满蜘蛛网，大厅内落满灰尘的地面上烟头、纸屑随处可见。一楼注射室里窗户、门框、墙上同样是灰尘、蜘蛛网密布。由于病床上同样不卫生，一名男子宁愿抱着小孩输液而不愿让其睡在病床上。记者就此电话采访了该院院长。院长的解释是：欧里镇是产煤区，因此灰尘很多，另外卫生院对面又是农贸市场，加上卫生院房屋旧了。记者问：“房屋旧了不能搞好卫生吗？”对方没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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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增的医患纠纷

江苏省有关部门2005年初对南京、盐城、南通、苏州、常州等五市的医疗纠纷进行了调研。发现2002年9月至2004年底，全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共发生医疗纠纷11089起；年增幅都在30％以上。2003年全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为医疗纠纷付出的经济代价高达3亿元以上，迄今为止最高一起医疗纠纷的赔偿金额高达165万元。

事故多发的乡镇卫生院

据统计，2004年度，江西省宜昌市医学会共受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托55起。其中，经鉴定为医疗事故11起，分别是:一级甲等事故3起，三级事故7起，四级事故1起。11起事故中，有8起发生在乡（镇）卫生院。在构成医疗事故的原因中，有2起是因未严密观察病情而延误救治时机、2起是未及时转诊，还有7起是医务人员违规操作或操作失误造成。

难产的医疗责任险

医疗责任险在国外已推行数十年，在美国，医疗责任险的理赔率在80%以上，最高赔偿额超过百万美元。统计资料显示，一些发达国家的医疗纠纷发生率仅为7%，远远低于我国，医疗责任险作用功不可没。

在我国，医疗责任保险自开办之初即遭到冷遇。近年来虽有几家保险公司把它作为新险种进行推广，但并未形成气候，有的保险公司甚至半年销不出一份保单，使得医疗责任这一有着强大市场潜力的险种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