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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古本和通行本的故事(5)

刘心武揭秘古本《红楼梦》 作者:刘心武


把这些背景搞清楚了,也就不难理解,当批评俞平伯的事情发展成为批判和清算胡适的时候,周汝昌为什么会紧张了。现在某些年轻人查到报纸上有周汝昌署名的批判胡适的文章,就大惊小怪起来。现在和以后的年轻人应该懂得,在当时中国大陆的政治情势下,如果认定你跟被批判的靶子观点相同,属于“一类货色”,那么,你就是想写文章“参加批判”、“划清界限”,也未必还让你发表出来。当时周汝昌为什么要写那类文章呢?原来,是毛泽东发了话,要保护周汝昌。怎么个保护法呢?一是派他当时的爱将(带头批判俞平伯的“两个小人物”之一)李希凡到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周汝昌,告诉他他们将发表一篇批评《新证》的文章,但跟批判俞平伯不一样,属于“同志式的批评”。“同志式”在当年是一粒政治救心丸,就是说没把你看成敌人或反动观点的代表。这个安排说明政治家的水平确实高。因为你批判俞平伯是“反动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推行者”,但俞跟胡在交往上、学术观点上并无什么把柄;而周汝昌先生呢,尽人皆知,胡适连自己的甲戌本都借给他,两人的学术观点关联处很多,《红楼梦新证》就是从《红楼梦考证》发展来的嘛,怎么能绕过去呢?绕不过,那就来个区别于批判俞平伯的“同志式批评”。二是由《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出面,约周汝昌写篇既批判胡适也自我批判的“划界限”文章,保周“过关”。周写了,改来改去难以达到要求,最后由报社加工,终于刊出。这件事反映了当时一个不懂政治的知识分子的“幸运”与尴尬,更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治压倒一切的社会特征,怎么能据此得出周“忘恩负义”、“投机”的结论呢?拿这些事去攻击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人品”,显然,如果不是幼稚,就是别有用心。

你看,光是甲戌本这样一个古本,就引出来这么多的故事,真是书有书的命运,人有人的命运啊。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现在原件不在内地的甲戌本,不但已经出了几种影印本,也出了多种校本,对它进行研究的文章和书也非常之多。

这个甲戌本,是不是曹雪芹亲笔写下的?或者,是不是脂砚斋亲笔抄录和写下批语的?不是。这仍然是一个“过录本”,就是根据最原始的本子再抄录过的本子。当然,它“过手”的次数似乎不太多,应该是很接近最原始的那个母本的。那个母本上可能有曹雪芹的亲笔字迹,也可能没有,但肯定是脂砚斋本人的笔迹。说它是甲戌本,是因为这个本子上自己写出了“甲戌抄阅再评”的字样,但脂砚斋的批语,却不完全是甲戌那一年所写的。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过录本上,出现了甲戌年以后的年代的少量批语,有的研究者就判断这个本子是假的。其实这个现象是很容易解释的:甲戌年脂砚斋整理好这样一个本子以后,一直留着,到了若干年后,还会翻看,偶然有了想法,就又写在上面,并且写下时间。如果脂砚斋要造假,何必留下这样的破绽呢?而且,曹雪芹写书和脂砚斋批书都是寂寞之极的事情,毫无名、利可收,我们找不到任何造假的动机。

甲戌本虽然只存下了十六回,但它最接近原始的母本,最接近曹雪芹的原笔原意,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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