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30年，一个国度由封闭走向开放，从保守趋于革新，从单一渐变自由多元；30年，一个民族从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走向崛起的新生；30年，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向中国，百年奥运首次光临中国，中国广大的人群也正远征海外……30年，历史不过弹指一挥，便天翻地覆。与其说“改革”是30年前在历史语境中的突围政策，毋宁说“开放”才是当今世界浩荡发展的必须选择；与其说开放是宏观的国家意图、社会行动，毋宁说开放是指向我们每一个体的生活方式、人生愿景，开放人生是个人发展的成功之道。

在浩瀚的时间长河中，个人与时代总是相遇的关系。或擦肩而过，或正逢其时，或相望兴叹，得则幸,不得则命。人到中年后，逐渐开始对时间的长度产生敏感，我越发真切地庆幸自己与过去30年中国社会的相遇。

有时梦回历史，设想与其他时代相遇的个人处境:如若3000年前，我这个生于封闭盆地的蜀人也许会惧于蜀道之难，而不知盆地之外竟有四地八荒，更不知有海外大洲；如若是300年前，我这个读书人也许穷尽一生就干一件事：皓首穷经就为挤进科举的官僚体系，为康乾盛世的“天朝大国”添砖加瓦；又如若130年前，也许我会微微感应到洋务运动正从器物层面开放中国社会所带来的人生渐变……

可是，历史没有如若。即若真有，我还是会选择自己与过去30年中国社会的相遇。不是因为自己在当代话语中有些许成功，而是因为这个开放时代能够给予绝大多数人以多元自主的成功渠道，只要个人开放，我们就有充分的机会去争取个人自由的生命，无疆的行走，广阔的视野，开放的人生。

中国仅仅用了以“开放”为关键词的30年时间，就完成了欧洲曾远不止三个世纪才完成的跨越式巨变。百年前的“东亚病夫”变成今日的“大国崛起”，正源于中国将“开放”树立为基本国策。时代的翻天覆地，日月的斗转星移，变迁的高速密集，让生于这个时代本就不安分的生命不得不庆幸能有机会与这个丰富的时代风云际会。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一代少年阶段生活在改革开放之前下乡插队、青年阶段生活在改革开放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身上，总有着某种挥之不去的使命情结：一方面恪守着中国古代士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兼济天下的理想，另一方面又兼具现代公共知识分子探索真理和用知识发言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多年来，我也总在探索思考：个人兼济天下有什么最佳之道？我能否为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中国千年儒家传统，把“立功、立德、立言”当作人生三不朽之大事。而今天，面对日益开放的中国社会，我的选择也丰富起来，用自己的见识和研究为读者勾勒时代趋势，献言大时代下的人生成功之道，无疑也是我能够欣然为之并或许能真正切实见效的事。

过去的30年和未来更悠久的世纪，“开放”无疑都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国家和社会的继续改革开放，势在必行。但是，中国开放的深化和发展，成为遍及整个社会的共识与现实，要在整体上呈现开放、自由、民主、多元、和谐的形象，就必须推动个人走上开放之路。同时，个人要在开放时代中同步而行，乃至超前发展，甚至是要在任何一个时代自主人生，也都必须走向人生开放之路，践行开放式人生！而游走东西方的经历，也让我更加坚信：在开放的时代想获取个人的成功，个人的“基本国策”也必须写上“开放”。

作为改革开放30年的见证者，我的个人经历正是一面小小的镜子，以之能窥见个人成功与时代开放的诸多关系。少年时代，因为父母在铁路部门工作，在那个并不开放的年代我有机会坐火车游历各地。每每北上，通过宝成铁路翻越秦岭，越过横亘在盆地与中原之间的这道巨大屏障时，我总是彻夜难眠——秦岭那边就是外面的世界了。在秦岭诸峰中有一座峰名为定军山，那里埋葬着诸葛孔明。两千年前，诸葛孔明六出祁山！从此又有多少蜀人，走出剑门关，冲出夔门化鱼为龙。成都武侯祠祭奠的诸葛孔明不是蜀人，但他却成为深居盆地的蜀人走向更广阔天地的一个指引。生长在四川盆地的人常常有自得的心理，天赐天府，富饶安逸常使人乐得其所，不思进取，所以有“少不入川”的说法。年少的我并不安分，崇拜诸葛亮，不仅因为他是传说中的智慧化身，更因他六出祁山的开放之举。30年前的高考，使我真正有机会翻越秦岭走出封闭的盆地迎向开放的人生。在广州，面朝大海的改革开放前沿让我知道外面世界的广阔，在开放的时代个人该应时而动。从广州求学，到北京工作，再到北美留学、打拼自己的国际化事业，继而回归创业，后又创办海归组织。世界在缩小变平，而我的心却在变得开放广阔，个人的经历在变得厚重，心中的那座秦岭已经被我真正翻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