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挖开土，苍蝇就挤成一锅粥了。”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下。我仿佛能看见爱玛在看时间。

“我一个半小时后到。要带什么过来吗？”

“装尸袋。”

我在码头上等着，爱玛驾驶着一艘双引擎的游艇过来了。她把头发扎在棒球帽中，好像比以前瘦多了。她戴着杜嘉班纳牌的墨镜，穿着蓝色牛仔和黄色T恤，T恤上印着黑色的“查尔斯顿法医”字样。

我看着爱玛放下防撞缓冲垫，靠上码头，系好缆绳。等我走上船后，她递给我一个装尸袋，拎上摄影器材，头也不回地上了岸。

在电瓶车上，我接着电话里的内容往下说。我告诉她我又回了一趟挖掘点，在那儿标出了一块十英尺见方的警戒区，还拍了几张照片。我进一步地描述了详细情况，还提醒她我的学生可能会比较吵。

爱玛一直没说什么话。她看上去情绪不佳，心不在焉。可能是完全相信我已经把她想知道的都告诉她了吧。的确是这样。

我不时往旁边瞥一眼。爱玛的大墨镜让人看不清她的表情。两边的树影不时在她的身上留下各种图案。

我没告诉她我有点担心，担心万一我搞错了就浪费她的时间了。

其实，我更担心我的判断是对的。

在人迹罕至的沙地里草草掩埋、尚未完全分解的尸体，除了可疑的死亡和弃尸之外，我实在想不出更多的解释。

爱玛表面上看起来心平气和。实际上，她和我一样，也经历过数十甚至是成百的死亡案件的现场。烧焦的尸体、割断的头颅、风干的婴儿、塑料袋里的人体器官，什么没见过？可我每次还是觉得难受。不知道爱玛的太阳穴是不是也像我这样在突突地跳。

“那个人也是学生吗？”爱玛的提问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

霍默温伯恩。这家伙偷偷拿着一个卡片式数码相机，趁托弗一转过身去就赶紧照几张。

“人渣。”

“听起来这人不受欢迎。”

“是个记者。”

“他不能拍照。”

“他根本就不该待在现场。”

我跳下车，冲到温伯恩面前。“你他妈的在干什么？”

我的学生们全被我的举动惊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