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弗和乔赫恩开始用长柄铁锹挖掘。他们小心地在我圈定的十英尺范围内操作，挖到六英寸深时，土壤的颜色明显不一样了。

剩下的工作就看我们的了。

爱玛又是摄像又是拍照，一通忙活。我们用镘刀仔细地把变了色的土和周围的土分开。托弗的工作是筛土。这孩子虽然动作有点慢，但干这活绝对一流。一下午，学生们不时过来瞧瞧进展。他们最初对犯罪现场调查的热情被风起云涌的苍蝇打退了。

四点钟时，我挖出了一具藕断丝连的骸骨。四肢、头颅和下巴赫然可辨。骸骨包在腐烂了的衣物当中，还找到几撮退色的金发。

爱玛一直用无线电联系查尔斯顿的警长朱尼厄斯卡利特。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不在，说是处理一件家庭纠纷去了。

温伯恩像只发现了兔子的猎狗一样激动不已。由于气温的升高和气味的刺激，他的脸变得像人行道上的地砖，青一块紫一块的。

五点钟，学生们一窝蜂地挤上了电瓶车奔向码头，只有托弗不为所动，看样子准备留下来奉陪到底了。他、爱玛和我不顾满头大汗，驱赶着苍蝇接着干。

当我们把最后一根骨头收入装尸袋时，温伯恩也不见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估计他急着去见他的编辑，把稿子打出来。爱玛并不在乎记者的报道。在查尔斯顿县这个只有三十万常住人口的地方，平均每年却要发生二十六起谋杀案。所以一具尸体算不得什么重大新闻。

爱玛觉得我们行为谨慎，不事张扬，而温伯恩也没得到什么影响破案的东西。她认为报道了反而可能有利于破案。可能有人看了就会来报告失踪人口的线索，最终帮我们确认死者的身份。我对此深感怀疑，不过没说什么。这是她的地盘。

在回码头的路上，爱玛和我终于详细地交换了一下意见。夕阳西下，从路边的树叶中漏出斑驳的绯红。尽管我们在往前开，咸咸的松林海风中还是夹杂着一种特殊的“芳香”。

或许这气味就是我们自己身上的？得赶紧洗个澡，用香波泡泡，把这身衣服给烧了。

“现在掌握的证据怎么样？”爱玛问。

“尸骨保存得很好，但比起我猛然看到脊椎骨时的想象，软组织要少多了。只有韧带和骨头深处的一些肌肉纤维。臭味其实主要是衣物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