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静静地开了一段路，周围只有树蛙的叫声和电瓶车引擎的嗡嗡声。等爱玛再开口时，声音突然变了，温柔但却坚定。

“肯定有人在想念这人呢。”

我的思绪也停留在我们挖出的这座野坟上。

我想到了八年前的那个讲座，还有我们常讲的那个笑话。

我没再推辞。

一出限速区我们就无法说话了。一旦爱玛开动阀门，我们说话的声音就完全淹没在引擎和海浪声中，直到卸车装船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交谈。

我的车停在棕榈岛码头，那是夹在苏利文岛和迪威岛之间的一个狭长建筑。爱玛的面包车也在那儿。没几分钟我们就把那可怜的“人”搬上了车。

在开进大路之前爱玛对我撂下了一句话。

“等我电话。”

我没再分辩。我又累又饿，全身瘫软，只想回家，冲个澡，把冰箱里剩下的大虾蓝蟹汤喝掉。

走到码头上，我看见我的学生托弗伯吉斯正走出渡船。他听着他的iPod，没看到我。

看着他走过去上了自己的吉普车，我心里感叹道，多好的孩子啊，虽然不是很有才气，可也够聪明的了，受同学欢迎却还是喜欢独来独往。

我当年不也这样嘛。

我打开马自达的顶篷灯，从包里掏出手机看了看信号指示，四格。

有三条短信。没一个号码是认识的。

八点四十五分了。

我失望地把手机放回去，开车出了停车场，穿过海岛，拐上棕榈大道。路上没什么车。不过这种好光景不会持续几天了。两个星期后，度假的车辆就会在这里挤得像暴雨过后的烂泥。

我现在住在朋友的度假别墅里。安妮两年前从苏利文升职后，立刻就买下了这里。这座别墅有五个卧室，六个卫生间，面积大得可以举行世界杯球赛了。

经过几条小巷，我开向海滩，上了安妮家的车道，把车停在房子旁边。这里紧临海洋大道，安妮家前面再没有其他房子，放眼望去是一览无余的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