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很多人曾给予我帮助。乔治·安德烈乌是我合作过的最好的编辑，他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我的出版事务代理人蒂娜·贝内特完全了解作者的意图和需要，有时作者自己没有想到的，她已经想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全体同人都为此书的出版给予了支持和体谅，我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尤其是我们的系主任戴维·希泽，没有他的大力支持，这本书根本不可能问世。同时我还要感谢《石板》杂志的编辑们，特别是雅各布·韦斯伯格、戴利亚·利斯维克和乔希·莱文，是他们让我有机会先期发表这本书中的大多数观点，并在学界的反馈和方家的指正中得到修正和进益。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新美国基金会的科研助理们在本书的成书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席科研助理黑利·德克拉克以及其他助理人员亚历克斯·米德尔顿、路易斯·维拉都是从一开始就向我提供帮助，就是米德尔顿从故纸堆中挖出了电话乖乖诉讼案件的听审记录。安娜-玛丽·安德森、肯德拉·马弗尔和贾德·施洛斯伯格在我后来研究的关键时刻提供了及时的帮助。新美国基金会的费丝·史密斯和她的科研团队总能发现我原以为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资料。我还要感谢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正是在那里我翻查到了霍金森的论文。埋头苦干的斯图尔特·西拉多才多艺，为本书制作了插图。同时，我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每当我有查阅的需要，他们无不尽量满足。一并致以谢意的还有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和克诺夫出版社的莉莉·埃文斯。

凯瑟琳·塔克在我构思这本书的时候就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帮助我提炼出了本书的核心主旨循环现象。斯科特·亨普希尔两次告诉我他对这本书的看法，对我来说都非常有用，每当我有经济学方面的疑问时，他总是不吝赐教。另外，用实际行动或者奇思妙想为本书的写作提供帮助或者重要反馈意见的还有拉里·莱西格、克里斯·利伯塔里、查尔斯·萨贝尔、德里克·斯莱特、迈克尔·赫勒、安德鲁·麦克劳克林、李竞、西瓦·韦德亚那森、哈尔·埃德加、黛安娜·桑切斯、罗伯特·赖特、理查德·波斯纳、朱迪思·贾奇、吴振伟和路易斯·沃尔彻。另外，有一大批作家所撰写的有关通信和传媒产业的相关历史让我受惠良多，其中有些人甚至与我都从未谋面，在此我谨向保罗·斯塔尔、凯蒂·哈夫纳、马修·莱昂、米尔顿·米勒、康妮·布鲁克斯、劳伦斯·莱辛、托马斯·怀特、肯·奥莱塔、赫伯特·N·卡森等人致以谢意。我要将此书的最初版本献给新美国基金会、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通信系、位于都柏林的国际与欧盟事务研究所，以及西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母亲。1982年，母亲从我们当时微薄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购置了苹果二代加强版电脑，由此我开始写作本书；感谢我的姻亲，他们为我最终完成本书出了大力。还要谢谢凯特·贾奇，当我为此书冥思苦想时，她为我理清逻辑；当我开始天马行空时，她又耐心地等待我从沉思中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