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不相信这些行业准则能有这么大的作用，那我们可以来看看缺乏这些准则的信息产业会是个什么样。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要想在产业巨头那里寻求守规矩的美德，根本是没有弄明白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血腥本质。然而，从本书的叙述中大家可以看出，主导整个产业的野心从来不是单纯出于贪婪，也不会来自像詹姆斯·邦德系列影片中的反派人物那样的超级自大狂。事实上，回顾历史我们会备感振奋，信息产业拥有反复出现的理想主义的好传统，尽管在这种理想主义之后出现的情况偶尔并不是那么理想。信息产业的产业巨头绝不是单单因为贪婪和虚荣而建立信息帝国的。如果是这样，我们都将在不可救药的文化氛围中陷入无法自拔的迷惘之中。因为不管我们的政府多么成功地对这些巨头施加多么严格的调控政策，我们表达交流的自由程度都将在极大程度上掌握在统治信息帝国的主人手里，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维护自己的帝国将永远在产业巨头的价值观里排第一位，不过他们的恶劣行径也同样将永远在公众的抗议榜上名列首位。就算来自产业外部的调控政策再完善，也无法取代产业内部的自我调控。换句话来说，罗马共和国提倡自治的统治方式确实是无法逾越的管理典范。

如果就像我所说的那样，行业准则为自我调控的实现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些行业准则又是怎么来的呢？答案相当简单：民情舆论以及是非善恶的正义感造就了这些准则。如此看来，分离事业兴亡，匹夫有责。我并不是要求每个美国人都带着满腔热情投入到联邦通信委员会执行分离政策的司法程序中去，我是想说民众应当形成一种“信息道德观”，而这种观念是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在任何产业中，如果某家企业的行为激起了公愤，那么这家企业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可我们反复说过，信息产业的商业活动同我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任何企业都不可同日而语。即使是像医疗保险事业那样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部门出现违规操作，也不可能像网络信息传输被截或受阻之类的事件那样立时激起民众的抗议。日益壮大的通信军团极爱大声疾呼，因此对于所有自我表达的新式武器，他们总是迅速接受，然后马上投入使用。

可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此重要，公众舆论真的能帮到忙吗？事实上，现有的所有分离原则，以及美国政治体系中所有限制公共权利的有力政策，都是因为得到广泛的舆论支持才能够顺利实行的。即使是废弃不用的法律法规也很可能会一直被保留在成文法典中，然而如果某条法律始终发挥着作用，那肯定是因为公众始终认可并需要这条法律。举例来说，在最高法院废止50州政府反鸡奸的相关法规之前，此类案件几年来几乎已经在所有的行政区划中绝迹了，因为对于鸡奸的起诉不再具有广泛的舆论支持。民主国家之所以成其为民主，不仅仅是因为有法可依、有理可循，更因为人民知法、人民懂理。

因此，考虑到信息在我们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分离体制的成功建立虽然离不开有效的法律法规的支持，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在公众中培养出一种与信息的重要地位相称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要比成堆的调控政策更能保证我们的自由权利不受侵犯，我们现在都觉得封锁互联网上的网站是不对的，电影公司封杀题材具有争议性的电影是不对的，这就是这种道德规范的基础。循环现象也许力大无穷，受雇于信息产业去游说政府官员的说客也许成千上万，但是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民众的思想已经获得启明，我们知道封闭系统的到来可能并不遥远，也知道我们要行动起来阻止这一切。

这个时代与众不同临近尾声，我们有必要回到本书开篇所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这些事究竟于普通人何干？第二，互联网真的与众不同吗？或者，可以这么说，循环现象是否已经终结了呢？这两个问题其实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如果要回答后者就得先扫除前者的疑问。

尽管我们的信息产业现在的情况很像是正在朝着奥尔德斯·赫胥黎预言的反面乌托邦缓慢而不停步地演进，然而20世纪那种对言论、革新和整个信息产业横加压制的行为连同这些行为所代表的极权主义倾向都似乎已是陈年旧事了，人们都觉得不必再为此忧心。不可否认，互联网开创了空前的新局面，信息的多样性，交流和商务的便捷性，数百万人的关注度唾手可得。这数百万由网络联结的受众向我们证明了真正意义上的“广播”已经诞生了。在全球网络之外，有线电视为观众奉上数百种电视频道的节目，我们的手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星际迷航》（Star Trek）这种科幻片里的通信工具所担负的职能，甚至是像纸质刊物和图书出版物那样成熟的产业也一直在追求改革，以期接纳更多的观点，呈现更多的形式，迎合更多的品位。虽然有些一度昌盛的产业的衰亡绝迹实足令人扼腕，不过我觉得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可以称得上是信息的黄金时代了。电视节目、互联网信息、电影和移动设备作为主流信息产品，各自铆足了劲求新求变，不甘人后。如今信息的多元化让人瞠目结舌，我们不再像前人那样烦恼于信息的产量根本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恰恰相反，我们的烦恼是信息内容如此丰富又如此廉价，未来的作家、记者和思想家可能都有些疲于取舍，不知所从。

不过，如果我们喜欢现在的信息环境，那我们同时就得想想，现在的情况跟无线电、电影和电话的开放时代是不是真的不同呢？那些时代不也跟现在一样曾经让人们以为那种无限的创造精神会一直欢腾不息吗？也许我们正处在钟摆来回摆动的弧形轨迹的最高点，接下来就该向着相反的方向势难挽留地下降，走向更为可怕的整合和集权阶段。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大家觉得“这个时代与众不同”的理由吧。

人们之所以觉得如今的时代与众不同主要是因为互联网的出现，作为信息制造者和消费者的我们因此而获得了“救赎”，这就好比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一切都不可能再是原来的样子了。互联网为我们的信息生活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基础原则，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深信开放的系统优于封闭的体系，而且这样的原则和信念今后也不可能改变。这种观念非常吸引人，只是我们这个经验世界中，带领我们前进的其实是事件而不是信仰。当然互联网确实是凭借去中心化的理念运作并反对集中控制的，不过如果有哪方面的势力下决心要控制互联网，这些理念本身恐怕还不足以保护这个网络让我们最珍视的组织形态。

互联网并不像许多人想的那样是可以无限延展的虚幻空间，其实是可以歪曲或击破的物质实体。虽然该网络旨在将所有的使用者平等地连接起来，它却不能不依靠为数有限的连接开关和实体连接设备，不管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而这些设备和开关是由为数有限的信息公司经营管理的，如果不是这些公司安分守己地完成任务，关于互联网的这一切又从何谈起。

同时，互联网虽然为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信息和服务，但这也造成了其不为人知的软肋，正是这种多元化才使得该网络更易为中央集权所控制。互联网开放的结构特点是所有其他信息网络向其靠拢的原因，用20世纪90年代的词汇来说，当今的互联网就像“超级高速公路”一样汇合了所有信息网络组成的车流。曾经在不同的传送渠道各自为营的包括电话、电视、无线电和电影在内的所有信息形式看来注定要越来越多地在互联网这个大网络上输送，而互联网也确实能够支持几乎所有类型的数据流。这种趋势曾经被称做“汇聚”，普遍被认为是种好现象，然而其弊端如今也开始显现出来。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各领域的事务都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数字化，我们也就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这个单一信息网络，维护该网络的开放性不受某些妄图主导产业的统治野心侵害也变得极端重要。

如果未来的信息产业难逃整合的命运，谁会是下一个统治者呢？虽然很难预测，不过至少我们可以根据历史情况作一些猜测。很有可能信息承运巨头将通过接收制造信息内容的职能部门来达到这个目的，康卡斯特公司也许会带头拿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环球影业，打响这次战役的头阵，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的遗志在这个强大的执行者手中又有了实现的可能。或许在苹果公司及其同盟公司推出的那些设备中实现协作的好莱坞电影公司和AT&T公司能够进一步形成联合关系，最终成就统治信息帝国的霸业。又或许，虽然谷歌公司现在还是开放阵营中最骁勇的斗士，有一天它突然觉得要想生存必须靠产业整合，所有竞争者都必须被连根拔起，那时候封闭的统治就从开放中兴起。不管统治者将出自何处，在我看来，新的信息帝国尽管如今只是隐隐可见，却极有可能出现，就像从前循环现象发展到这个阶段时整个事态所显示的那样。这个时代与众不同，不同之处就在于，一切信息尽归一个网络，授人以柄的机会就更大了。

同样极有可能的是，我们逍遥快活，对信息产业的联合进程浑然不觉。日新月异的新玩意儿、风驰电掣的连接速度、秋毫不差的图像分辨率和设计精巧的应用程序足以让我们沉溺其中，把产业集中管理的后果抛到九霄云外。很多人可能还会告诉我们，在好莱坞被《海斯法典》统治的时期，或者在长途电话费用昂贵、大多数人在拨打前都要犹豫再三的时代，人们同样拥有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然而，现在的社会体系和产业结构变化越来越快，几乎所有人都像从前的业余爱好者那样，利用数不清的信息平台来表达自我或者开创事业，如果庞大的信息帝国在此时出现，恐怕对任何人都会是沉重的打击。

我们不应回避这样的现实，我们生活在一个日常生活大多建立在电子化的信息基础上的社会，这是我们超越机械时代的必然结果。正如我们无法抛弃内燃机所带来的巨大便利，因而不得不面临逐渐匮乏的石油资源和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一样，我们对智能手机、触摸屏、笔记本电脑和其他设备的依赖同样让我们对带宽的需求变得贪得无厌，带宽已经是当今时代的黑金。既然我们面对失去这些资源的后果，那就让我们时刻警醒，别让那些产业巨头将这些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保住似乎可以随时使用的选择权，那么就像历史已经提示过的那样，有人就要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将这些权利从我们手中夺走。到那个时候，自由选择的信息时代将一去不返，我们也只能落得哭诉无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