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事情在那通电话之前就开始了。也许它始于两年前，在那个他现在就坐于其中的房间里，我母亲躺在床上，生命垂危，而他则因悲伤而变得精神恍惚，在房子里四处徘徊。

窗户打开着，微风吹过飘拂的半刺绣的亚麻窗帘，带来前院里薰衣草的芳香。窗外有鸟儿的啼鸣、街上行人的声响，邻家女孩与男友正在家门口调情。在暗淡、干净的房屋中，我母亲拼命地喘着粗气，一小时又一小时，她的生命就这样在悄悄流逝。我给她喂了一匙吗啡。

这里有死亡的橡胶装备——护士的乳胶手套，床上的防水床单，纯橡胶拖鞋，一盒甘油拴剂像黄金子弹似地熠熠生辉，带有多功能盖子和橡胶足尖的便桶，那里面如今盛满了一种飘浮不定的发绿液体。

“你还记得吗……?”我讲述着她和我们童年时代的故事，一遍又一遍。

她的眼中闪出微弱的光芒。在一次清醒时，她把手放在我手里，嘱托我说：“照顾可怜的科尔亚。”

她晚上死去时，他在她身边。我还记得他痛苦的嚎啕：“还有我!还有我!把我也带走!”他的声音滞重，像是被扼住了喉咙，他的四肢僵硬，像是被一阵痉挛所窒息。

早晨，在她的尸体被抬走后，他一脸茫然地坐在黑洞洞的屋子里，显得失魂落魄。过了一会儿，他说：

“你知道吗，娜杰日达，毕达哥拉斯原理除了数学论证外，还有种几何学论证。瞧它多美啊。”

他在一张纸上画着些直线和三角，把它们用小符号连接起来，一面嘴里咕哝着，一面解着方程式。

他完全丧失理智了，我想。可怜的科尔亚。

* * *

在母亲临死前的几个星期，她忧心忡忡地斜倚在医院的枕头上。她身上插着些导线，导线的另一端连着个监视器，这东西记录着她可怜的心跳情况。她牢骚满腹地抱怨着多人病房的状况：仅用粗糙的花帘子围起来的私人空间，不时传来的哮喘声、咳嗽声和老男人的呼噜声。年轻的男护士走上前来，在她萎缩了的乳房上放置导线，让它们不经意地暴露在病号服外。他的手指短而粗，漠然无情，她在他的手指下畏缩着。她只是个生病的老女人。谁会在乎她的想法?

终止生命比你想象的要难，她说。在你能宁静地离开前，还有那么多事要考虑。科尔亚——谁来照料他呢?她的两个女儿不行——她们聪明伶俐，可总是争吵不休。她们将来会怎样呢?她们会寻找到幸福吗?那些一表人材却最终一无所成的男人们会为她们的生活买单吗?三个孙女儿——那么漂亮可爱，都还没有丈夫。虽说还有那么多的事情要解决，可她的精力却越来越不济了。

母亲在医院里立下了遗嘱，当时我和姐姐薇拉都站在她床边，因为我们谁也不信任谁。她颤抖着一笔一划地写下遗嘱，两个护士充当了证人。多年来，她是那么强壮有力，现在却变得虚弱不堪。她又老又病，但她的遗产，她一生的积蓄，却在合作银行里生命旺健地脉动不已。

有一件事情她十分肯定——遗产没有爸爸的份。

“可怜的科尔亚，他缺乏理智。他有太多的疯狂想法了。最好是你们俩对半分。”

她用自创的语言说话——乌克兰语中夹杂着少量这样的词汇，如手握搅拌器、吊袜腰带、绿指桌之类。

当医院清楚地知道他们对她再也无能为力时，他们决定让她出院，好让她听其自然地死在自己家中。最后一个月里，我姐姐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我周末前去探望。就在最后那个月的某个时间，乘我不在之机，我姐姐拟了份遗嘱附件，将钱在三个孙女（也就是我女儿安娜，她女儿爱丽丝和亚历山德拉）之间平均分配，而非在我姐姐和我之间分配。我母亲签了字，两位邻居充当了证人。

“别担心，”我在母亲闭眼前对她说，“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会悲伤，我们会想你，但我们都会没事的。”

但我们并非没事。

* * *

母亲被埋在村里的教堂的墓园里，那是块新开辟出的地方，紧邻旷野。她的坟墓位于一排干净整洁的坟墓的最后一座。

三个身材高挑、金发碧眼的孙女儿：爱丽丝、亚历山德拉和安娜，将玫瑰花掷入坟茔，然后又撒入一抔抔泥土。尼古拉，被关节炎折磨得佝偻着身子，黄馘槁项，两眼空洞，依着我丈夫的胳膊，一副欲哭无泪的哀伤模样。两个女儿：薇拉和娜杰日达，信仰和希望，也就是我姐姐和我，则准备为我母亲的遗嘱争他个你死我活。

当参加葬礼的宾客们回到屋中，就着冷点心垫肚，喝下乌克兰烈酒Samohonka，变得醉眼朦胧之时，我和姐姐则在厨房里相互横眉冷对。她身上穿的黑色丝绸编织套装购自肯辛顿某家专营二手服装的精明谨慎的沽衣小店。她的鞋子上有几个小金环，Gucci的手提包上有个小金搭扣，脖子上则挂着一条精致的金项链。我则穿着从救济商店淘来的混搭黑衣。薇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一副鸡蛋里挑骨头的模样。

“没错，一副农民打扮。我看。”

我四十七岁，大学讲师，但我姐姐的声音立即将我变回为长着个怪鼻头的四岁女孩。

“农民有什么不好。咱妈就是农民。”四岁女孩顶嘴道。

“没错。”大姐头说。她点燃一支烟。烟雾盈盈袅袅地盘旋上升。

她弯腰将打火机放入Gucci包中，我瞥见她脖子里的金链上挂着个盒式小坠子，坠子塞在她的套装翻领里面。它看上去式样陈旧，古色古香，与薇拉的时装很不搭调。我瞪大了眼睛。眼泪溢入我的眼眶。

“你戴着妈的坠子。”

那是母亲从乌克兰带来的惟一珍宝，小得足以藏在裙子的褶边里。那是她父亲在婚礼上送给她母亲的礼物。在小盒坠里，他俩的照片依稀地笑望着彼此。

薇拉同样盯牢了我。

“这是她给我的。”（我无法相信。母亲知道我爱这个盒坠，我对它觊觎已久，没什么东西比它更让我动心的了。薇拉肯定是偷来的。绝没有别的解释。）“现在，对遗嘱你到底有什么意见?”

“我只想让事情公平些，”我啜泣道：“这有什么错?”

“娜杰日达，你从救济商店光淘衣服就够了，难不成你的想法也是从那里淘来的?”

“你霸占了那只小盒坠。你强迫她签了那份遗嘱附件，将钱在三个孙女之间平分，而不是在两个女儿之间平分。这样，你和你家里人就得到了双份。贪得无厌。”

“你当真的啊，娜杰日达。你这样想，真让我大吃一惊。”大姐头精心修剪过的眉毛颤抖着。

“跟我发现了事实真相时相比，你的惊讶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怪鼻头有气无力地哭诉道。

“你当时并不在场，不是吗，我的小妹妹?你跑去干你的大事去了。拯救世界。追求事业。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的头上。你一贯如此。”

“你在她最后的日子里用你离婚的事不断地折磨她，还说你丈夫如何如何残酷无情。当她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时，你却在她床边一支接一支地吸烟。”

大姐头弹了弹香烟灰，夸张地叹了口气。

“你瞧，你们这代人的问题，娜杰日达，就是你们只浮于生活的表面。和平。爱情。劳工政权。这全是理想主义者的胡言乱语。你们能够承受得起不负责任这一奢侈品，因为你们从来看不到生活内部的黑暗。”

为何我姐姐那拖腔拖调的上流社会的语调让我如此义愤填膺?因为我知道那都是假的。我们挤过一张单人床，穿过院子去上厕所，用撕成方块的废报纸擦屁股，我了解这一切。她可骗不了我。但我也自有办法刺痛她。

“呵，让你烦扰的是黑暗的内心吗?你何不去做下心理辅导?”我建议道，巧妙地运用了我那最具专业性的“让我们明智点儿”的口气，我那“看我现在多么成熟”的口气，我常用这种口气来对付我老爸。

“请你别用你那种社会工作者的口气跟我说话，娜杰日达。”

“接受精神治疗。与黑暗的内心做斗争，将它驱赶到光天化日之下，免得它到头来把你吞噬掉。”（我知道这会让她恼羞成怒。）

“辅导。治疗。让我们大家都来谈谈自己的问题。让我们大家彼此互相拥抱，从而感觉更加良好。让我们来帮助弱势群体。让我们将所有的钱都捐给正在忍饥挨饿的孩子们。”

她恶狠狠地咬了口夹鱼子的烤面包。一滴橄榄油飞溅到了地板上。

“薇拉，你正在经历丧亲之痛和离婚之苦。难怪你感到这么大的压力。你需要些帮助。”

“那全都是在自欺欺人。说什么在社会的下层，人们生活艰难，地位卑下，无依无靠。你无法想象我是多么鄙视社会工作者。”

“我可以想象。不过，薇拉，我可不是社会工作者。”

我父亲也是怒气冲冲。他把我母亲的死归咎于医生、我姐姐、扎德查克夫妇，还有割了我家屋后的长草的男人。有时，他则责怪他自己。他漫无目的地到处晃悠，嘴里一面嘟囔抱怨个不停：假如不是这个，假如不是那个，我的米罗契卡就不会死。我们这个背井离乡的小家庭，长久以来都是依靠我母亲的爱和甜菜根汤才凝聚起来的，现在已经开始分崩离析。

父亲独自住在空空荡荡的屋子里，靠罐头食品过活，把看报纸当饭吃，仿佛这样惩罚自己就能让她活过来似的。他不会来与我们一起住。

有时我会去探望他。我喜欢坐在埋葬着我母亲的墓园中。墓碑上刻着：

柳德米拉·马耶夫斯基

1912年生于乌克兰

尼古拉挚爱的妻子

薇拉与娜杰日达的母亲

爱丽丝、亚历山德拉和安娜的祖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