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父亲却显得精神十足。他兴高采烈，神采奕奕。他的头发已经大部分变成了银色，而且稀少了许多，如今已经长长了，被扎在脑后。他的肤色红润，似乎结实了些，有几颗斑点，仿佛他一直在院子里待着似的。他的双眼放光。他招待我们吃了午餐——鱼罐头，西红柿罐头，黑面包，然后是东芝苹果。这是他的独家特供——从花园里摘来的苹果，去皮，剁碎，放入耐热玻璃盘中，在微波炉（东芝牌）中烹制至粘稠坚硬。由于对自己的发明引以为傲，他不断地给我们添啊添啊添的，还给了我们一些带回家。

我有些担心——吃这么多罐头对身体能有好处吗?他会不会饮食失衡啊?我检查了一下他冰箱和食物储藏室的内容，有牛奶、奶酪、燕麦片、面包和大量的罐头。除了东芝苹果和一些锈斑点点的香蕉，没有其他新鲜水果和蔬菜。但他看上去精神很好。我开始开列购物清单。

“你应该多吃些新鲜水果和蔬菜，爸爸。”我说。他满足于只吃花椰菜和胡萝卜。他不再吃冻豌豆和蚕豆——它们让他咳嗽。

“瓦伦蒂娜给你做饭吗?”我问。

“有时也做。”他在闪烁其辞。

我抓起抹布开始清理污垢。所有物体的表面都蒙着厚厚的灰尘，黏糊糊的褐色斑点溅得到处都是。书籍无处不在：历史、传记、宇宙学，有些是他自己买的，有些是从公共图书馆借的。在前厅的桌子上我发现了几张纸，上面是他纤细执拗如大钉似的笔迹，还有许多增加和涂改的痕迹。我看手写体的乌克兰语很费劲，但从文字的排列方式来看，我敢说那是首诗。我父亲在十四岁时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歌，是首关于一座于1927年在第聂伯河上兴建的水利发电站的颂歌。在基辅接受工程师培训时，他加入了一个秘密的乌克兰诗人圈子，这个圈子已被视为非法，因为当时正在强制推行俄语为苏联的通用语言。我很高兴他还在写诗。我甚至有些骄傲。我将那些纸张收拾得整整齐齐，然后把桌子擦干净。

在相邻的房间里，迈克倒在一把扶手椅上，眼睛半睁着，手里端着杯李子酒，脸上竭力保持着倾听的表情，而我父亲则在说着什么，声音单调沉闷。

“在这美丽的国度所发生的事是场可怕的悲剧。恶魔已经吞吃了她的心脏。”

他在壁炉上方的墙壁上贴了张欧洲地图。俄国和德国的版图上划满了条条杠杠，用笔如此之重，以至于纸张都被刺穿了。纳粹党徽、帝国之鹰、镰刀和斧头等粗拙的图案上覆满了愤怒狂躁的涂抹笔触。随着情绪越来越激动，渐渐达于高潮，我父亲的声音也越来越高，并颤抖起来。

“假如我能够拯救哪怕一个人——一个人——出此可怕境遇，难道你不觉得这是件有德之举吗?”

迈克咕哝着一些外交辞令。

“你瞧，米哈伊尔，”他的声音里有了种掏心掏肺的、男人对男人说话的语调，“孩子只能有一个母亲，但男人可以有许多情人。这再正常不过了。你同意吗?”

我竖起耳朵想听清迈克的回答，但只听到模糊不清的嘟囔声。

“我能理解薇拉和娜迪娅的不快。她们已经失去了母亲。但一旦她们发现瓦伦蒂娜是多么美丽的女人，她们就会接受她的。”（噢，我们会吗?）“当然，当我最初认识我的第一位妻子柳德米拉时，她也是漂亮的，当时她还很年轻。我也救了她，你知道。有几个男孩想偷她的溜冰鞋，他们围攻她，我挺身而出，为她主持了公道。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没错，充当女人的护花使者是男人的本能。”（哎呀，饶了我吧!）“如今，对于这位瓦伦蒂娜，又是个恳求我的帮助的美丽女人。我怎么能够路见不平，掉头而去?”

他开始罗列他在把她从何种恐怖中拯救出来。有关乌克兰社会的传言是，商店里没有食物。惟一的粮食是人们在自家地里种的——就像过去一个样，人们说。乌克兰货币已经跌到了谷底，而且还在每天继续下跌。哈尔科夫（Kharkiv）爆发了霍乱。白喉正在席卷顿巴斯（Donbass）。在日托米尔（Zhitomir），一位妇女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歹徒攻击，被切掉了手指，只为抢走她的金戒指。在切尔尼戈夫（Chernigov），切尔诺贝利周边森林里的树木遭到砍伐，被做成具有放射性的家具卖到了全国各地，于是人们在自己家中也会被辐射。在顿涅茨克（Donetsk），十四名矿工死于一场地下大爆炸。在敖德萨（Odessa），一个男人在火车站被捕，警察发现他的手提箱里有一块铀。在利沃夫（Lviv），有个年轻女子宣称自己是基督再世，妖言惑众说，世界将会在六个月之后毁灭。比法律和秩序的外在崩塌更糟的是理智和道德原则的崩塌。一些人求助于古老的教堂，但更多的人求助于他们从西方引进的新兴的幻想教堂，或是求助于占卜者、千年至福说、突发横财的幻想、自我鞭笞者。谁都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或是相信谁。

“假如我能拯救哪怕一个人……”

“够了，行行好吧!”我把抹布掷向他。湿淋淋的抹布落在他膝上。“爸爸，你在这里就没让自己陷入过意识形态的困境中过吗?瓦伦蒂娜和她的丈夫过去都是党员。他们有权有势，安逸富足。他们在共产主义体制下过得好好的。她要逃离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你是赞成资本主义的，不是吗?”

“哦哦。”他捡起抹布，心不在焉地用它擦了擦额头。“哦哦。”

我意识到，关于瓦伦蒂娜的这件事其实与意识形态毫不相干。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能有机会见见她?”

“等上完她那一班后，她会来这儿的，大约五点钟。”我父亲说。“我有东西要给她。”他伸手去拿放在餐柜上的一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显然塞着些文件。

“那么我何不乘机抽空去给你买东西?然后我们可以等她回来后一起喝茶。”兴高采烈、通情达理的语气。英语人的语气。将我与所有的痛苦和疯狂隔离开来。

在从超市回来的路上，我在瓦伦蒂娜工作的那家养老院外停下车。我母亲临死前曾在这家养老院里待过很短的一段时间，所以我知道这里的地形。我把车停在外面的路上，然后没有走前门，而是绕到一侧，从厨房的窗户向里望去。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正在搅拌炉子上的什么东西。这是她吗?厨房旁边是餐厅，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正聚在那里喝茶。几个神情厌倦的少年穿着充当围裙的罩衫，推着坐在轮椅中的老人四处走动着。还有一些人拿着装有食物的盘子，但他们离得太远，看不清楚。现在，一些人正从前门出来，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他们是工作人员还是来探望老人的亲属?无论如何，我在找什么?我在找某个像我父亲描述的人——一个金发碧眼、胸脯丰满的美妇人。这里没人像她。

我到家时，父亲正处于痛苦状态中。她打电话来说，她不来了。她要直接回家。明天她要回乌克兰。他必须在她走之前见见她。他必须把礼物给她。

那个信封没有封口，从我坐的地方，我可以看到那里面有几张纸，纸上是同样难以辨认的笔迹，还有一些钞票。我看不出有多少。我腾地火了起来。我的眼前一片血红。

“爸爸，你为什么要给她钱?你的养老金都不够养活你自己。”

“娜杰日达，这绝对不关你的事。为什么你对我处理我自己的钱这么不安呢?你是觉得没有钱留给你了吧，啊?”

“你就看不出她在骗你吗，爸爸?我觉得我应该叫警察。”

他屏住了呼吸。他怕警察，怕当地市政厅，就连每天都会在前门露面的那个穿制服的邮差他都怕。我把他吓住了。

“娜杰日达，你为什么这么冷酷?我怎么养了这么个铁石心肠的怪物?从我家里滚出去。我再也不想（他说的是‘向’）见到你了。你不是我女儿!”他猛地咳嗽起来。他的瞳孔在放大。他的嘴唇上挂着几滴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