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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又爆发了另一场危机。瓦伦蒂娜的姐姐要从乌克兰来。她是来亲眼见识瓦伦蒂娜在信里描述的西方的美好生活的——优雅现代的房子，传说中的汽车，有钱的鳏夫丈夫。她一定要开车去希思罗机场接她。我父亲说，那辆罗孚无法开去伦敦再开回来。发动机在漏油，油又从刹车片上流下去。发动机还冒烟。一只座椅塌了。车商修补和刨光过的地方铁锈纵横。斯坦尼斯拉夫对问题作了总结。

“汽车不够大牌。”他说这话时，脸上有丝甜甜的笑容，那笑近乎于讥笑。

瓦伦蒂娜转向我父亲。

“你不是好男人。你有钱小气鬼，答应钱，钱坐在银行里。答应车，老破车。”

“你要气派的汽车。大牌的车。看上去气派，就是开不了。哈哈。”

“老破车。破老公。啊呸!”她吐了口唾沫。

“你从哪儿新学来的这个‘破’字?”我父亲问。他不习惯于被颐指气使。他习惯于为所欲为，被甜言蜜语所哄骗。

“你工程师。为什么你不修车?破工程师。”

我父亲从我记事起就在车库里拆卸和重装发动机。可他再也没法钻到车肚子底下去了：他的关节炎不允许他那么做。

“跟你姐说，让她坐火车过来。”我父亲反唇相讥。“火车。飞机。所有的现代化交通工具都要更好些。老破车。当然是老破车。是你要的。现在弄到手了。”

另外还有个问题。破炉灶。厨房里的炉灶是我妈在时就有的，现在已经老旧。只有三分之二的灶眼还能出火，烤箱定时器坏了，尽管烤箱还能用。三十多年来，母亲用此炉灶呈现了令人拍案叫绝的厨艺，但这不会给瓦伦蒂娜的姐姐留下深刻印象。这炉灶是用电的，只要不是傻瓜，人人都知道，电炉灶没有瓦斯炉灶气派。列宁自己不就承认，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加上电器化吗?

我父亲同意买新炉灶。他喜欢花钱，可他没钱可花了。炉灶只能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他在消费合作社看到一种特价炉灶。瓦伦蒂娜把尼古拉塞进老破车里，带着他进城去买气派的炉灶。一定得是瓦斯的。一定得是深色的。哎呀，深色炉灶不包括在特价产品里。它要花上两倍的价钱。

“瞧，瓦伦蒂娜，是完全一样的炉灶。一样的旋钮。一样用瓦斯。什么都一样。”

“在前苏联，所有炉灶都是白色的。破炉灶。”

“但厨房里什么都是白色的呀——洗碗机白的，冰箱白的，冷冻机白的，厨柜白的——你说说为哪样非得买个深色炉灶呢?”

“你有钱小气鬼。你想给我破炉灶。”

“我老婆用它烧饭用了三十年。比你做得好多了。”

“你老婆农民奶奶。农民奶奶，农民做饭。对文化人来说，炉灶非得是瓦斯的，非得是深色的。”她说这话时语速很慢，带着强调的口吻，仿佛是在向个傻瓜复述一种基本常识。

我父亲为了一个文化人的炉灶签了分期付款协议。他以前从未借过钱，那种违法的强烈恐惧令他激动得有点犯晕乎。母亲活着时，钱都是存在一个装太妃糖的罐子里，藏在亚麻油地毡下一块松动的地板下，只有当钱存够了，才会拿去买东西。总是用现金。总是在消费合作社。合作社的印花贴在一本书里，也保存在那块地板下。到后来，当母亲发现假如把钱存在建房互助协会能拿到利息时，建房互助协会保证金也是以地板下的现金为开端的。

还有一个问题：房子是脏的。破吸尘器。过时的初级阶段的吸尘器不能好好地吸尘。瓦伦蒂娜看到一则给文化人用的真空吸尘器的广告。蓝色。圆筒状。瞧，不用使劲推。就是吸啊，吸啊，吸。我父亲又签了另一份分期付款协议。

父亲把这些告诉我，他当然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的。也许这些情况还另外有个让瓦伦蒂娜更喜欢的版本。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不想听。我想象着我父亲的样子，他躬腰驼背，弱不禁风，因无能为力的愤怒而颤抖不已，于是我的内心充满了正义的怒火。

“你看，爸，你必须得勇敢地面对她。告诉她她不能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嗯，”他说：“得。”他说是，但他的声音缺乏自信。他愿意向一个具有同情心的听众发牢骚，但他不想对此采取任何行动。

“她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爸爸。”

“但你不能因此就责备她。她相信所有西方的政治宣传。”

“那她必须得学着去了解真相，不是吗?”我的声音酸溜溜的。

“可是，还是那句话，你最好别对薇拉提起此事。”

“当然不了。”（我都等不及了。）

“你看，娜杰日达，她不是个坏人。她有些不正确的思想。不是她的错。”

“我们走着瞧。”

“娜杰日达……”

“什么?”

“你不要跟薇拉说这事。”

“为什么不?”

“她会笑话我的。她会说，我早就料到会这样。”

“我敢肯定她不会的。”（我知道她会。）

“你了解这个薇拉，她是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自己被身不由己地吸入了这场好戏中，回到了我的儿童时代。它抓住了我。就像文化人的吸尘器。吸啊，吸啊，吸啊。我被拖进了过去的吸尘袋中，那里面满是结成块状的灰色记忆，所有东西都没有形状，隐约不清，由裹在远古的积尘里的东西构成的模糊的块状物——到处都是积尘，它淹没我，活埋我，塞满我的肺部和双眼，直到我没法看，没法呼吸，几乎叫不出声。

“爸爸!你怎么老是这么气薇拉?她做过什么?”

“啊，那个薇拉。她总是那么专横霸道，甚至她还是个婴儿时就是如此。用小铁拳紧紧抓着柳德米拉。紧紧地攥着。吸啊，吸啊，吸啊。那么个坏脾气。就知道哭。就知道喊。”

“爸爸，她只是个婴儿。她也没办法。”

“哼。”

我的内心在呐喊：“你应该爱我们。你理应爱我们，不管我们有多坏!那才是正常的父母的所作所为。”但我不能把它大声地说出来。而且，不管怎样，他也没办法，不是吗?跟着娜迪娅奶奶，喝着她做的稀汤，伴着她严厉的惩罚长大。

“我们全都身不由己。”我说。

“哼。当然这个心理学”（他发的是“身”理学的音）“决定论的问题是个有趣的讨论话题。例如，莱布尼茨，顺便提一下，他是现代数学的奠基人，他相信一切在创始之初就决定好了。”

“爸爸……”

“得，得。她还老是抽烟。甚至在米拉的尸床边抽烟。香烟是多么强有力的暴君啊。”他意识到我的耐心正在越来越稀薄。“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娜迪娅，我差点因为香烟而死掉?”

这是种拙劣的顾左右而言他的计谋，还是他已经彻底地精神错乱了?

“我不知道你还吸烟。”

我父母全都不吸烟。不仅如此，当我十五岁开始吸烟时，他们是那样大惊小怪，闹得鸡犬不宁，以至于我从来不曾彻底上瘾，而且几年后就戒掉了，为了证明我的一个论点。

“哈!因为我不吸烟而侥幸活了下来，又因为同样的理由，它们差点要了我的命。”他的声音换成了一种放松的叙述口吻。他现在冷静了下来，开着他的拖拉机驶过过去那坎坷不平的犁沟。“你瞧，战争快结束时，我们进了那个德国集中营。在那里，香烟是人人追逐的硬通货。假如我们工作，我们会有报酬：这么多面包，这么多油脂，这么多香烟。所以不抽烟的人就能用烟来换吃的、穿的，甚至还能换像肥皂和毯子这样的奢侈品。因为香烟，我们总能吃得饱，穿得暖。这就是我们活过那场战争的原因所在。”他的眼睛盯着我脑袋后面的某个点上。“薇拉，不幸的是，现在当然是个吸烟者。她有没有告诉过你她是怎样初次与香烟打交道的?”

“没有，她什么也没对我说过。你是什么意思啊?”他这样闲聊时，我有点走神了。现在我意识到，我应该集中注意力。“关于薇拉和香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一阵长长的沉默。

“记不得了。”他望着窗外的人行道，开始咳嗽起来。“我告诉过你，娜迪娅，关于这些船用锅炉的事吗?说没说过它们有多么巨大?”

“别提那些锅炉，爸爸。请把刚才关于香烟的事说完。发生了什么事?”

“记不得了。没什么可记的。过去发生的事太多了……”

他当然记得，但他就是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