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在她的人生经历中，她习惯于一切事情都一帆风顺，因此不管当时事情进展如何她都要抱怨。这些经历造成的结果是，布伦达没有培养出处理她现在要面对的种种挑战的情商。她需要重塑大脑，以便可以对崎岖的人生之路有更强的承受能力，因为她过去塑造的大脑只是用于在顺境中过日子。所以，当她遭遇人生中少有的一次坎坷时，她就感觉像是经历了一场大灾难。

我们马上面临的认知曲解之一，就是布伦达已经形成了“事情太容易”的预期。因为以往的事情对她来说太容易了，所以她的消极情绪才得以发展。她不必努力，因为不用她付出任何努力，事情通常会好转。事实上，她之所以从事护理工作，是因为这是一份“容易找到的工作”。

显然，布伦达是个有热心和有同情心的人。我知道，为了应对她目前的这个挑战以及生活中随后出现的种种挑战，我们需要发掘这些情绪技巧以重塑她的大脑。她的同情心代表了她的认知和情绪之间的桥梁，我们可以利用它，在病人和医院努力通过复审认证之间建立起联系。

我要求她描述她目前在重症监护病房里照顾的病人。她讲到了一个患有充血性心脏衰竭的老人，他的家人住在其他州，只打过一次电话来询问他的病情；有一个男人发生了车祸，身上多处受伤；还有一个有5岁孩子的母亲因为卵巢癌手术的并发症正在接受治疗。

当布伦达继续向我讲述其他病人时，我能够发现温情和同情在她的心中重新被点燃。在她描述那个母亲时，她的双眼含着泪水，并凝视着左边，显然是在回想那个女人和她的家人正在经历的悲伤。然后，她看着她正坐着的椅子，很明显可以看出她有了顿悟，与那个妇女相比，她的“创伤”微不足道。她向后瞥了我一眼，眼中透着愧疚，之后她又重新做回了自己。

我要求她在我们进行下次心理治疗之前与那些病人再次接触，再来时和我聊聊他们的治疗进展状况以及他们的情绪现状如何。

“这与我来见你有什么关联吗？”布伦达问道。

“你需要提醒你自己为什么要在那里工作，”我回答道，“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原因与你应对管理部门的变化联系起来。”

我还没有告诉她的是，她的“家庭作业”具有多重功能。它会帮助她从夸大了的受伤害的感觉中脱身而出，因为这种感觉助长了她对主管评价的消极反应；并且它可以让她把注意力重新放在“关心病人”这个医院的使命上。她需要重新鼓起干劲，激活她的左额叶而不是她那过于活跃和消极的右额叶。

布伦达下次来进行心理治疗时，脸色好了许多。愤怒的阴沉之气不见了，声音柔和且富有热情。在听完她的病人情况之后，我询问她，她的其他同事是如何做到一边准备认证复审一边关心病人的。在此，我含蓄地要求她从她的角度发现一个更大的场景。

“很辛苦，”她说，“他们全都劳累过度。”

“那你的主管呢？”我问道。

“她看起来非常虚弱，”她伤心地强调，然后她又退回到她那受害者的情绪之中，“但她也不应该用那种方式对待我。”

我承认她的主管并不十全十美。这似乎让她打破了偏见，她认识到她的主管为了让每一个人守规矩而承受了管理上的巨大压力。这种讨论帮助布伦达从非好即坏的思维方式向灰色地带的思维方式转移。当我们讨论医院正在审查什么的时候，她能够将她的问题客观地归因。

最初，通过将注意力放到“我需要转换心情”上去，布伦达开始改变。然而，只是关注不能让改变发生。她需要努力改变她的行为，直到新的情绪状态不费力气就能实现。因为她不想付出这样的努力，她积习难改的低落情绪的基础使她失去了动力，所以额外的努力就成为了关键，她就不得不做她并不喜欢做的事情。

接着，我帮助布伦达学会把注意力放到她如何以及何时开始不知不觉地陷入到阴郁的反应模式上去的，并帮她努力付诸行动。通过开发她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她能够把她对病人的共情坚持下去，并起到核心动力的作用。最后的结果是，她调整了她的努力方向，转而支持认证合格复审流程，以便她和同事能够有时间在病人应当接受治疗时提供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