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爱尔兰裔神职人员甚至对意大利民族表示反感。有个人就宣称：“意大利人不如我们聪颖。”有的教士在布道台上称意大利人为“黑不溜秋的”，叫他们到后排与黑人坐在一起。意大利移民也与许多公立或私立的慈善组织保持着距离。这又是南部意大利人价值观念的反映。自立感使意大利人耻于向别人求援，受了冤枉不求助于警察为之伸张正义，遇到困难也不求慈善机构以苟全。遇到这两种情况，意大利人宁可自谋出路。意大利移民的男子，倘若是单身，即便饿着肚子也是“找到任何工作都愿意干”。只有在家眷迁来之后，他们才会在走投无路时去求助慈善机构，以免老婆孩子跟着受罪。意大利移民全家人被迫接受慈善施舍之日，也就是他们到了“奄奄一息，贫病交迫”之时。此种对施舍坚持不受的态度，随着时代的前进似曾有所改变，特别是在大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实施大规模救济计划的时候。但就是在今天，美籍意大利人仍保持着这一与众不同的特点。

在一个崭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里，意大利移民易遭不幸。出于自卫的目的，他们组织起互助会。互助会根据其成员在祖国的村籍和省籍而不知凡几，山头林立。这种状况亦见诸于阿根廷的意大利移民当中。在19世纪末期的阿根廷，仅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地就有20个这样的互助组织。在芝加哥，意大利人的这种互助会在1910年有400个。在同期的纽约，意大利人的这种互助会则多达2000个。他们从未能合并起来，成为一个为全体美籍意大利人服务的互助总会。不管怎么说，这些互助会总算是一种比南部意大利共济范围优越的合作形式，在那里，像这种承担家庭之外义务的做法，可谓是闻所未闻的。一位研究意大利社会的知名学者曾经指出：“要在南部意大利找到英文里‘社区’一词的同义语是困难的。”甚至意大利南部的犯罪集团也是以家庭为中心来展开，后来到了美国仍是如此。

和包工头制度一样，美籍意大利人的互助会可算是向现代意义上的组织—一种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社会结构，该结构自身所界定的宗旨使这些陌生人聚集到一起—迈进了一步。通用汽车公司、红十字会、政治运动、工会或体协等，都是这种意义上的组织。南部意大利人一般尚未缔造过此种意义上的组织。他们的那些团体都是由彼此已经熟识的人组成的，一般来说，相互之间或者有血缘关系，或者有教父教子关系，或者（像在美国）有来自同一省份的同籍关系。但是，要把陌生人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互助合作，不管是在意大利或者在美国，对于南部意大利人来说，那都是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