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宾在哈佛的学士论文，主要集中在探讨凯恩斯及其攻击的古典经济学双方的中心理论。传统的经济学认为，价格的变动可以发挥清理市场的效果，价格上扬可以消除超额需求，而价格下跌则可以消除超额供给。应用到劳力市场，则意味着工资降低可以消除失业。劳力有超额供给，不可能是长期均衡的现象，除非法律或是工会限制工资下跌，否则由于追逐工作机会，工资必然会下跌，从而为失业者恢复或创造工作机会。这是传统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应用，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观念。凯恩斯却不认为这样的机制可以用来消除非自愿性失业，他并非只认为这样的机制时效迟缓，而是根本就认为这项机制行不通。他认为整个经济会处在一个失业均衡的状态。传统经济学者认为，自由竞争市场可以对资源做有效的配置。

托宾获奖的论文就是在找寻凯恩斯理论的缺失，以期对之进行改进。不过，托宾也不认为凯恩斯有必要在反对者的大本营中，坚决争取理论上的全面胜利。不论失业是长期失衡还是短期均衡的现象，凯恩斯务实的论点都不失其重要性。托宾个人发表的第一篇专业著作，就是根据这篇论文改写而成，发表在哈佛编辑出版的《经济学季刊》上。这项议题一直相当热门，托宾也一直对它相当关切，并发表过一些相关论文，包括1971年他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2年度）所发表的就任演说稿。

1939年的托宾，此时他早已忘记法律，而且还很自然地决定成为专业的经济学者。哈佛有一套留住大学优秀学生的方法，也就是将奖学金的提供延伸至研究所—托宾的奖学金获得展延，顺理成章地进入研究所就读。从大学部转到研究所的过程中，托宾并没有碰到多大困难，因为早在大四时，托宾已选修过若干研究所的课了，也认识了一些老师。这时，托宾的主要目标是加强选修一些专业研究工具的课程，包括数理经济学理论以及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当时的哈佛，才刚刚要开始迎头赶上这两种分析工具的发展脚步。

托宾在1942年所发表的第二篇论文，就运用了一些设备—在立陶尔中心的地下室，托宾可以使用布莱克的电子与手动式运算设备。托宾在1941年5月离开哈佛时，已完成所有博士学位的课程，就差论文这一关。后来直到1946年2月，他才又重返哈佛。

当托宾重返哈佛后，对考列斯委员会以及其他老师如马斯恰克、库普曼可以说是满怀敬意。1955年，委员会终于搬到耶鲁，并更名为耶鲁大学考列斯经济研究基金会，托宾担任了该基金会的研究主任。考列斯基金会的第一本论文（1955年），可以说是托宾分析法的先驱。这次基金会的迁来，是耶鲁大学经济学系能跻身前茅的重要因素。而且，托宾把基金会研究的范围加以扩大，纳入总体经济学的题目。

连创辉煌，成为经济学巨擘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托宾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关于总体经济学的货币。在这方面的研究上，托宾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托宾想为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或是货币流通速度与利率的关系，建立一套稳固的理论基础。托宾觉得，依据货币数量理论，也就是后来所谓的货币学派的主张，这种敏感度并不存在，除非偶发的巨变，要不然货币的流通速度应该为一常数；至于社会大众的支付习惯、银行体系以及金融技术等各方面的变动，虽然会影响货币流通速度，但这些改变都非常缓慢。托宾同意弗里德曼以及其他货币论者所说的，货币因素影响重大，但托宾也有自己的想法，比如他不同意他们认为货币决定一切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