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的大学生活临近结束的时候，大卫还不很清楚自己这辈子要干什么，甚至不清楚毕业后从事什么职业。大卫有点想在国际领域追寻些什么，而且倾向于某种独立于“家庭办公室”的事情，因为大卫的3个哥哥已经在那里工作了。进修商务或经济类研究生课程对大卫也有些吸引力，但那还不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大卫感觉自己需要听取某个自己尊重的、其一生已取得了成功的人士的意见。多年来，大卫一直敬仰著名的经济学者威廉?莱昂?麦肯齐?金，而在与父亲一起处理拉德洛惨案后事以后，金已经成了父亲的密友。金先生后来担任了加拿大自由党的领导职务，并于1935年当上了加拿大总理。他在纽约的时候，经常跟大卫的父母在一起，有时也会去参观锡尔港。他对大卫总是非常热情、友善，跟他交谈大卫感觉非常随意。

金先生的观点令人信服，因而大卫决定在哈佛继续学一年研究生课程，以便开始跟著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学习经济学。完成了那一年的学业后，大卫的计划是进伦敦经济学院，然后在芝加哥大学完成进修，这样大卫就能最大程度地扩大自己的知识面。通过在3个大学学习，大卫有机会结识许多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大卫回到纽约之时，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秋天，大卫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博士毕业论文。大卫选择了住在波坎蒂克，而不是父母在公园大道的家里，以便躲避纽约市固有的喧嚣纷扰。大卫的博士论文《闲置资源与经济浪费》论述的是当时一个范围很广的社会话题：要纠正作为大萧条时期典型表现的超常失业水平和工业产能的闲置问题，主要应当依靠市场因素还是政府的干预，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者发生了尖锐的对立。

学以致用，该出手时就出手

从学校中走出跟纽约市长“学徒”一年半又经过战争洗礼后，30岁的大卫终于进入洛克菲勒家族的王国—大通银行，但此时在许多人眼里，大卫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银行家。

大卫一开始是对外部的经理助理—那是最低级别的官员，年薪3500美元。大卫的办公室位于十八松树街的10层，大卫在那个占了整整一层、安排了二三十张木桌的通间里得到了一张办公桌。每张办公桌都配了两把椅子，一边一把，留给客户或秘书部的秘书用。大卫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在大通银行的头几年。

大卫在对外部工作几年后，被调到海外部拉丁美洲处。这一调动与其哥哥纳尔逊在拉美的频繁活动不无关系。不过，对大卫来说，因为谁的缘故调动都无所谓，关键是工作。在任职期间，他在古巴、波多黎各和巴拿马开设分行，还创办了一份很有影响的金融季刊—《拉美要闻》。

当几次兼并失败之后，大卫突发奇想：既然曼哈顿银行不能并入大通，那就把大通银行并入曼哈顿，这就用不着它的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了。他向大家公布了他的想法，并立刻着手实施。

1955年，有16亿美元资产的曼哈顿银行吸收了有60亿美元资产的大通银行，新成立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成为全美最大的银行。报上说：“小虾吃了大鱼”，这一点丝毫不过分。局外人也许并不知道，这种合并的后果注定是要让位于大股东、大庄家—洛克菲勒家族的。

在新成立的机构中，大卫提任了副总经理的职务，并主管银行的发展部。这个职位并不高，但对他来说合适极了。他和手下的一小班人马，对大通银行的业务设置及组织机构中的种种弊端做过深入的研究，此时他们的任务是提出整顿计划并着手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