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自己已经和这场战争无缘了，不是我没有信心和兴趣，而是我被视为中国人的朋友，而日本人则把我看作麻风病人。”

中国由于缺乏统一的政策和防御计划，加之武器的落后，造成抗战初期的节节败退，这些都让史迪威深感焦虑和担忧。但是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自己的国家为了得到幻想的安全，对日本的侵略无动于衷，那时美国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避免卷入战争。

1939年，史迪威武官任满，应该是离开中国的时候了。此时的史迪威已经56岁，在陆军服役了30年，再过一年，他就已经五年没有升迁过了，他感觉自己会和其他退休的上校一样，黯淡平庸地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然而在回国的路上，他却得到一份意外的惊喜：马歇尔越过了军衔比他高的34位高级军官，升任他为参谋长。

记得有一次史迪威在观察中国军队的调动时，在一个山顶上看到有个长长的东西，像一只百足虫一样在缓缓移动。原来那是一列货车，正被一个连的中国士兵，从两侧推着前进。看到这种场景和蜗牛般的做法，史迪威沉默地思索着，他对身边的人说：“是的，就是这种精神最终一定会征服日本。”

在中国的多年经历，让史迪威不断加深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他看到了中国人身上那种坚忍不拔的性格和永不屈服的品质。他深信穿草鞋、营养不良的中国士兵，一旦装备完善、训练有素、指挥有方，就能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士兵抗衡。史迪威在中国的经历也成为他人生中的一笔宝贵的财富，直到晚年时还经常提起在中国的一些趣事。

“最优秀的战士”

1939年至1940年史迪威于第二步兵师内任职，继续他的军事生涯。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向轴心国宣战，美国开始卷入这场战争之中，于1942年委派史迪威赴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任同盟国“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总参谋长（最高司令为蒋介石），兼任驻华美军司令，美国总统特使。史迪威负责的主要事务是为确保对中国的物资供应，联系各方物资的供应以及保证其输入畅通。当时国民政府对外交通为日军封锁，只剩滇缅公路仍然通行。

然而日军向英国宣战后迅速攻占新加坡、马来西亚，然后转而攻击缅甸，缅甸形势危急。中国应要求于1942年初派出远征军进入缅甸，由史迪威指挥。由于英军迅速溃退，中国远征军陷入包围。最终入缅的中国远征军一部分跟随史迪威撤入印度，另外大部分经原始森林，承受重大损失后返回中国。

缅甸陷落后，中国在陆地及海上运输线被切断，所有运输只能由印度经驼峰由空运进行。史迪威希望能再次打通经缅甸的交通，一雪前耻。史迪威将从缅甸撤到印度的两个师的中国军队（新38师及新22师）在印度进行训练，并改换美军装备，编成的军队即为“新一军”；另一方面以空运至中国云南的美械装备中国军队20个师，以及由美军顾问加以训练；预备从两面夹攻收服缅北。

1943年兼任东南亚盟军最高副司令，在缅北反攻战役中指挥盟军与侵缅日军作战。因同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事业，与蒋介石发生矛盾。随后蒋坚持要求撤换史迪威，1944年10月19日，罗斯福颁发了召回史迪威的命令。次年1月任国内陆军地面部队司令，6月任驻冲绳美第10集团军司令，8月接受琉球群岛日军投降。1946年3月任第6集团军司令。1946年10月13日病逝。周恩来赞扬他是“最优秀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