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战后日本的明与暗(1)

日本的面孔 作者:刘晓峰


——读《鸠山一郎回忆录》

开始阅读《鸠山一郎回忆录》,只是因为一点个人的缘故。从2005年开始,我决定腾出时间阅读一些被翻译成中文的日本书。我的本科和第一个硕士学的都是中文,第二个硕士和博士学的才是日本历史。简单说,我是因为到日本留学才改的行,改行的原因也非常简单:我不愿意在日本研究中国文学,尽管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有很多长处可学,日本研究中国的学者中,也有很多和中国学者放到一起毫不逊色的佼佼者。因为后改行,所以对于国内同行的研究工作所知有限,究竟有哪些书被翻译介绍过来也仅略知一二。这方面的知识缺陷,回国以后很快就暴露出来了。在大学教书,课后总有学生要我推荐一下不同领域的参考书,那时经常羞愧于自己有限的知识满足不了学生的要求。这就是我阅读汉译日本书的最初动机。揣着这样的动机打开图书馆藏书目录检索,我惊异地发现很多书很早就有了中文译本。比如这本《鸠山一郎回忆录》,居然在1978年就已经翻译出版了。

冷战结束后,我们迎来了一强多极的世界新秩序。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区域整合开始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中欧盟的整合和不断扩大,最引起东亚的共同关注。历史上,法国和德国曾经有过漫长的敌对和战争的历史。但是,这并没有成为欧洲统合的最终障碍。看到这一现实,很多人都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欧洲能跨越战争的回忆、走向最终的和解,我们东亚为什么不能?

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日本、韩国学者的话语环境中,“东亚共同体”这个提法开始频繁出现。但是,在现实层面上,“东亚共同体”的提法,近乎痴人说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调查,2002年中国对日本非常亲近和亲近者只及5.9%,2004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3%;不怎么有亲近感和没有亲近感的人数却由43.3%上升到53.6%。今年日本的调查表明,日本民众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人也降至32%。对于日本、对于中国,这都是非常令人警醒的一组数字。说到东亚共同体,离开政治大国的中国和经济大国的日本这两个国家是无法谈及的,现状上这种互相的“不亲近”,正好给倡言“东亚共同体”的人以当头棒喝。

2005年,中国和日本,渐行渐远。

谈到这一问题的症结,大多数中国人头脑中首先反映出来的,应该是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很多人感慨“家有恶邻”,叹息日本没有维利?勃兰特那样伟大的政治家,日本民族不像德意志民族那样勇于反省和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这种看法在中国人中应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很多人在诘问:德国能,日本为什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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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站在历史学者的立场看,今天我们面对的东亚局面和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都不是无源之水,都有其发展到今天的内在必然性。阅读《鸠山一郎回忆录》,时时让我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历史的必然性。

作为一个政治家,鸠山一郎在日本政坛被称为“悲运宰相”。他战后十年中的经历,非常富有戏剧性。

1946年4月,日本举行了战后第一次总选举。鸠山一郎率领的自由党在议会总选举中一举获得了141个议席,成为日本第一大党。正当他得到社会党阁外协助的承诺开始组阁的时候,5月3日,麦克阿瑟发布了《关于国会议员的革职与排除》的备忘录,鸠山一郎被列入了革除公职者之列。

把鸠山一郎列入革除公职者之列,据说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东京特派员们在他从前的著作中找到了符合“应予罢免及排除的种类”的G项,认为他属于“其他军国主义者及极端国家主义者”。导致这一结果,有历史上的原因。1933年他任文部大臣时,因为泷川幸辰教授的著作《刑法读本》有与时宪相违的内容,他对京都大学校长提出停止泷川教授职务。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引发京都大学法学系教师全体辞职和很多学生的抗议,构成不大不小的“京都事件”。当然还有来自现实的原因。1945年9月15日,他在《朝日新闻》发表“诽谤战胜的美国”的文章,早就碰触了美国人的忌讳。但他自己认为,主要原因是大选前的1946年2月22日发表的反共声明引来苏联干涉,导致美国占领军中左翼一派的乘机下手。这其中到底哪一条才是根本,我们这里不必细究,重要的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马上可以坐上的日本首相的交椅就这么擦肩而过。最后是连议席都没有的吉田茂登场,组成了吉田第一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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