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香烟盒？”

“在床上，被床单挡住了一半。这无疑解释了凶手为什么也没有发现它。”

雷斯垂德找到那个烟盒，粗略地检查了一下。“奥多纳胡是个窃贼，”他说，“所以这很有可能是他偷来的。”

“那么他偷这烟盒的原因会是什么呢？这不是一件值钱的东西。锡皮做的，上面印着字母。”

雷斯垂德已经把烟盒打开了，里面是空的。他啪地合上烟盒。“这都是毫无意义的空话。”他说，“福尔摩斯，您的问题在于，总是喜欢把事情搞得复杂。我有时怀疑您是故意这么做的。似乎您需要罪案接受您的挑战，似乎案情必须不同寻常才值得您去破解。这个房间里的死者是个美国人，他曾经在枪战中受伤。他在斯特兰德大街被看见过一次，在温布尔顿被看见过两次。如果他确实光顾过您说的那家当铺，我们便会知道他就是那个盗窃卡斯泰尔家保险箱的贼。然后，这里发生的事情就很容易解释了。奥多纳胡无疑在伦敦还有别的犯罪联系人。他很可能招来其中一个帮助他复仇。但是两人闹翻了。另一个人拔出刀子。结果就成了这样！”

“您能确定？”

“要多确定有多确定。”

“好吧，走着瞧吧。不过，在这里谈论案情不会再有什么收获了。也许旅馆的老板娘会给我们一点启发。”

奥德摩尔夫人已经在刚才旅馆伙计待的那间小办公室里等着了，她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她是个头发灰白、面相刻薄的女人，坐在那里用双臂抱着身子，似乎这栋房子会把她给弄脏，她只能尽量跟墙壁保持很远的距离。她戴着一顶小小的无边软帽，肩膀上搭着一块皮草披肩，我打了个哆嗦，心里在想提供这块皮草的是什么动物，又是怎样惨死的。很可能是死于饥饿。

“他租下一星期的房间，”她说，“给了我一个几尼。一位美国绅士，刚在利物浦下船。他就告诉我这么多，没别的了。他是第一次到伦敦来。他没有这么说，但我能看出来，因为他出门都找不着路。他说要去温布尔顿看一个人，问我怎么走。‘温布尔顿，’我说，‘那可是富人区，许多有钱的美国人在那里有豪华的房子，没错。’他身上倒没有什么豪华的东西——几乎没有行李，衣服也破破烂烂的，脸上还有那道吓人的伤疤。‘我明天去。’他说，‘那里有人欠我点东西，我打算去要回来。’从他说话的口气，我看出他不怀好意，我当时就对自己说——不管这个人是谁，恐怕都要多留点神了。我就知道会有麻烦，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我把找上门来的看着可疑的顾客都回绝掉，我还做不做生意呢？结果这个美国人，这个哈里森先生，竟然被杀死了！唉，我想着也是意料中的事儿。我们就生活在这个世道里，不是吗？一个体面的女人要开旅馆，就没法避免墙上溅上血迹，地板上躺着尸体。我真不应该待在伦敦的。这是个可怕的地方。太可怕了！”

我们出来，让她坐在那里兀自痛苦。雷斯垂德离开了。“我相信我们还会碰面的，福尔摩斯先生。”他说，“如果您需要我，您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

“如果我有什么时候需要雷斯垂德调查官，”福尔摩斯在他走后嘟囔道，“那事情肯定是急转直下了。好了，华生，我们到那条小巷里去看看吧。我的事情办完了，但还有一个小问题需要处理一下。”

我们走出旅馆前门，来到大街上，然后转入那条狭窄的、扔满垃圾的小巷，那个被害的美国人的房间就对着这里。小巷中央可以清楚地看见那扇窗户，窗户底下放着一个板条箱。显然，凶手是踩着箱子翻窗进屋的。窗户本身没有锁，从外面很容易推开。福尔摩斯潦草地扫了一眼地面，那里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吸引他的注意。我们一起走到小巷的尽头，一道高高的木栅栏后面是一片空旷的院子。我们从那里返回到大路上。这时，福尔摩斯陷入了沉思，我从他苍白细长的脸上看到了不安。

“你还记得昨晚的那个男孩吗——罗斯？”他说。

“你当时认为他有事情瞒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