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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俞平伯:“不敢掠人之美”的一代红学宗师

北大传奇 作者:张明帅


连载13 俞平伯:“不敢掠人之美”的一代红学宗师

【人物索引】

俞平伯(1900-1990),原名俞铭衡,字平伯,湖州德清东郊南埭村(今城关镇金星村)人。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现代诗人、作家、红学家,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早年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成员。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日本考察教育。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1947年加入九三学社。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顾问,中国文联第一至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

兼讲诗词,循循善诱

俞平伯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熏陶。1915年,18岁的俞平伯凭借自己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考入了国立北京大学文学系预科。当时,新文学运动刚刚兴起,俞平伯积极投身其中,不仅提倡新诗,创作新诗,还对白话新诗的理论建设作了精辟、深刻的论述。他创作的第一首新诗《春水》刊登在1918年5月的《新青年》月刊上,这不仅是他新诗创作的起步,也是中国出现最早的新诗作品之一。1918年,他与北京大学同学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集合好友,筹备成立新潮社,并被推选为新潮社干事部书记。

1919年,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俞平伯加入该团,以第四讲演所讲演员的身份,作了题为《打破空想》的讲演。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参加北大学生会新闻组。在学生罢课的同时,他偕友访商会会长,要求罢市,并在街头散发传单。同年,他从北大毕业,并于年内移家至朝阳门内老君堂79号,院有大槐树,因名书斋为“古槐书屋”。

1924年2月初,俞平伯辞去上海大学教职回杭州。以后曾相继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等高等院校任教。1925年8月,俞平伯荐朱自清去清华学校大学部国文系任教,自己应燕京大学教聘。至1928年10月,他去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任讲师,遂辞燕京大学教职,次年起兼北京大学课程凡三年。1930年10月,俞平伯移家居清华园南院7号,名室为“秋荔亭”。后来,他写有《秋荔亭记》一文。

1931年,俞平伯任教于清华大学,同时在北大兼课,讲诗词。当时,北大的很多学者都在尝试写新诗,俞平伯自然也不例外,而且还印过《冬夜》的新诗集,可是他仍旧给学生们讲旧诗词。他对学生们说,写新诗摸索了很久,觉得此路难通,所以改写旧诗。其实,俞平伯所谓的难通,不是指内容的意境,而是形式的格调。

俞平伯身材不高,眼睛近视,头又方又大,衣着松散,丝毫不像一个笔挺儒雅的教授。但他的课却讲得极好,不是字典式的释义,而是结合自己的体会,深入浅出,巧思联翩,见人之所未见。俞平伯教导学生,诗境只能心心相印,不能用冗长而不关痛痒的话去赏析。有一次,俞平伯给学生们讲起自己最喜爱的《红楼梦》,并希望有兴趣的同学课下去找他,一起研究。

俞平伯在课堂讲课很有个性,对弟子总是“循循然善诱人”。据中文系学生丁玲回忆:“俞平伯先生每次上课,全神贯注于他的讲解,他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口沫四溅,在深度的近视眼镜里,极有情致地左右环顾。他的确沉醉在那些‘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既深情又蕴蓄的词句之中。他的神情并不使人生厌,而是感染人的。”

投身抗日,不忘研究诗词

俞平伯早年曾在大学开设“词课”,1924年就开始发表论说诗词的文章。1934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读词偶得》。40年代他又出版了《清真词释》,到50年代末期,俞平伯开始选注唐宋词,并在词学研究,尤其在词学的“批评之学”方面卓有功绩。俞平伯对前代词学著作有吸收、有借鉴,他与前代词学家的最大不同是始终坚持词的本体批评。王国维写于清末的《人间词话》是清代词学中的“批评之学”的代表作,而俞平伯则是继王国维之后在词学批评上有着重要建树的词学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俞平伯再也不能安于教学和著书的生活了,他以满腔爱国激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曾先后奋笔抒写了《救国及其成为问题的条件》《致国民政府并二中全会快邮代电》《国难与娱乐》等文章,表现出他诚挚的爱国之心。1932年元旦,他在致《中学生》杂志的短简中,号召青年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救中国,号召他们应当起来救中国。

抗战期间,俞平伯由于照顾年迈双亲而未能同清华大学一起南迁昆明,因此留在北平沦陷区。1938年他婉拒周作人、钱稻荪等邀往伪北京大学任教,只应中国大学国学系教授聘,乃搬出清华园,蛰居朝阳门内大街老君堂旧居,虽生活贫苦,卖物度日亦不为之所动。他这种宁肯过着清苦的生活,也不与日伪政权合作的态度,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高贵的民族气节。

抗战胜利后,俞平伯重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了知识分子的进步团体“九三学社”,又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7年,他和其他教授发表了著名的“十三教授《保障人权宣言》”,向北平当局宪警夜入民宅肆行搜捕事件提出抗议。同年5月,他与北大31名教授联合发出《北京大学教授宣言》和《告学生与政府书》,支持青年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京期间,俞平伯与北京文化界民主人士及北大、北师大等校30名教授发表对全面和平的书面意见,一致拥护共产党。5月4日,正是“五四”运动30周年纪念日,他应《人民日报》之约,写了充满激情和希望的文章《回顾与前瞻》。北平解放后,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生日,7月1日晚,俞平伯参加了纪念大会后回到家中,心潮起伏,连夜写了一首长诗《7月1日红旗的雨》,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讴歌,其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俞平伯正式担任北京大学教授。

1950年,棠棣出版社来人向他约稿,让他把早年的《红楼梦辨》加以整理出版。俞平伯同意了,并将原著作了认真仔细的修改整理。1952年9月,该书出版。同年他调入北大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次年,该所归并中国科学院,俞平伯便成为中科院文研所古典文学研究员。在这里,他集中精力进行《红楼梦》八十回本的整理校勘工作。因为过去《红楼梦》版本很多,零乱残缺,也有些是被后人改过的,所以要从各种版本中校勘,找出尽可能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本来面目,使它的文字情节能够比较完整可读。

研究红学,“不敢掠人之美”

早年就以诗人、学者、散文家享誉文坛的俞平伯,后又与同嗜红楼梦研究的胡适并称为“新红学派”创始人。“文革”中,当俞平伯被诬为“反动权威”时,书生气十足的俞平伯不承认自己是“权威”,诚恳表白:“我不是权威,我不够。”由此被视作顽固,受到加倍虐待。审问者令其交代:“写过什么毒草?”俞平伯答道:“我写过《红楼梦研究》。”对方没听清“研究”两个字,惊讶失声:“啊,《红楼梦》是你写的?”俞平伯连连摇头:“不不不,不敢掠人之美,《红楼梦》不是我写的!”

“不敢掠人之美”,并非俞老夫子戏谑自嘲,乃是他一生真实写照。俞平伯早年出版的《诗词偶得》一书中解说李煜词为“独自莫凭栏”,晚年撰写并修改《唐宋词选释》改为“暮凭栏”,俞平伯给学生讲课时再三提及此处是听取了废名意见改过来的。几十载后他的学生吴小如仍叹赞云:“平伯师不仅从善如流,而且不掠人之美。这对于他们的学生来说,不独长了见识,而且从老师的‘身教’中大获裨益。”

俞平伯与朱自清等人早年创办《诗》月刊,成为“五四”以后出现最早、以提倡新文学为主张的进步诗刊。1923年8月,两人同访南京夜游秦淮河,分别创作出同题散文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时传为佳话。俞平伯常常邀请住单身宿舍的朱自清来家用餐,朱自清则坚持交付伙食费。俞平伯一再推辞不过只好收下,但把朱自清交来的伙食费用来丰富朱自清的伙食,精心烹调成有营养美食,也算是“不敢掠人之美”矣。

“不敢掠人之美”的俞平伯如罗丹所说“像诚实的工人一样完成他的工作”,诚实到也不掠自己之美。俞平伯得轻度中风症去医院急诊,按规定他是随到随诊不用排队的,但俞平伯看到病号较多,就默默挤在人群中等候。当医务人员问这位穿着中式衫裤的小老头是从京郊哪个公社来的时,俞平伯极其温厚诚恳谦和地说他是从东郊来的,并不以著名红学家身份求得厚遇。

但是1972年俞平伯却“计较”起待遇来。当时海外学者来华时纷纷求见俞平伯,在高层领导人的过问下,为俞平伯调整住房、补发工资。来人送补发的工资时,长期遭贬、绝禄多年的俞平伯点完钱问前来送钱的人:“这只是本钱,利息在哪里?”来人一脸惊愕,说没利息啊。俞平伯说:“工资是国家给我的,扣这么多年就是错误的,今天你们来送就是很好的证明。还本付息是个常识。”

俞平伯参观乾隆罪己碑时,由此而引发出进一步慨叹:“连封建皇帝都知道做个自我批评!”当时“文革”恶果已然出现,冤狱遍布全国,经济濒临崩溃,却无人对这场动乱负责,还在火药味十足地批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还在不顾国计民生疯狂地斗来斗去!因此一同参观的人们闻听俞平伯之言,心有戚戚焉一片肃然。人云:“在当时背景下,能公开讲出这句话,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只有俞平伯先生才能说出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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