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苏联在东欧的主导权

反驳乔治·舒尔茨关于冷战在1988年年底结束的观点的看法认为，在东欧各国人民能够自行选择各自政治和经济制度之前，冷战并未真正结束。1988年，戈尔巴乔夫曾两次公开谈到东欧各国人民有“选择的自由”——头一次是1988年夏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后来是12月在联合国发言中，1989年，他所说的话的真实性受到中欧和东欧各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检验，苏联对这些事件未加干预就是对冷战结束的无可置疑的证明，冷战的确结束了，因为在全球相互依存以及全人类利益和价值的新思想影响下，同时还由于对苏联在东欧谋求主导权（这受到东欧各国人民的反对）这一做法的利弊在认识上发生了改变，苏联领导人有意识地停止了对那些已经不再受到本国人民信任的政权的支持。

在俄罗斯，常常有人批评戈尔巴乔夫是按照对自己国家不利的条件结束冷战的，很多提出这种批评的人指的是不再支持东欧的共产主义“被保护人”和亲苏联政权。请看戈尔巴乔夫自己是如何写的：

“有人还说，我们失去了东欧的盟友，把这些国家无偿地‘拱手相让’。但是，我们把它们‘拱手相让’给了谁？给了它们的人民。给了在自由表达意志的进程中自行选择了符合其民族需要的发展道路的人民。

曾经存在于东欧和中欧各国的制度，如同在我国一样，已经受到历史判决。它本身早已衰老，也使人民受到压制。拯救和保护这种制度就意味着进一步削弱我们自己国家的地位，使其在本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眼中声誉扫地。”［19］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当政者们仍然以为，对于莫斯科来说，苏联对东欧的主导权问题是不容讨论的；中欧和东欧各国自己所能指望的或认为可以实现的至多是一定程度的放松和自由（就像在卡达尔执政时的匈牙利逐步做到的那样），而绝不是完全的独立和华沙条约组织、经互会及苏联控制的彻底结束。

放弃保持苏联对东欧各国的主导权的努力恰恰是戈尔巴乔夫及其亲密同事的一个政治选择，而不是外交部或苏共中央国际部（1988年又增设了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制定的一项政策。的确，1989年东欧发生的变化比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东欧问题总顾问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所预测的要快（而且给共产党人改革者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直接影响，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因其政党赞同社会民主主义式的社会主义而重返政治舞台），尽管如此，关于动用军队来延缓或防止东欧各国共产主义政权垮台的问题，当时戈尔巴乔夫及其苏共中央甚至都没有研究过，这也表明了同过去的彻底决裂。

关于苏联解体问题

有些人坚持说，“民主化的苏联”这一概念包含着难以消除的“术语上的矛盾”，尽管这种说法可以接受，不过要附加许多补充说明。如果这种说法是指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盟，那么这种说法无疑是对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这是一个特殊情况，而且（不管莫斯科的领导人多么难以承认这一点）要是当时能这样看待这些共和国就好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是在不太遥远的过去即1940年被迫加入苏联，所以不出所料，三国人民终于表达出对国家独立的要求，而当时提出这样要求的风险已不太大，如果考虑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一直希望像自己的近邻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那样，在充分民主条件下富裕地生活，就会相信，他们的政治追求根本不同于苏联中亚各民族的追求。

然而，当时也存在保留自愿联盟的可能性，尽管这一联盟的版图要比苏联小一些。此外，没有理由认为，苏联解体、进而在曾为一个国家的土地上成立15个独立国家这样的结果比保留由9个乃至12个共和国组成的联盟更为民主（如今，这些国家中有的已变得比苏联时期的最后几年更具极权主义色彩）。如果一个包括各个民族在内的、较大的政治共同体能够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存在，那么它作为民主的政治机体可能丝毫不逊于以某个单一民族组建独立国家的要求为基础的国家。关于每个民族都拥有建立自己国家的绝对权利的观点所引发的问题并不比它能够解决的问题少，在每个有潜在可能性的“民族国家”中都存在较小的民族族群，这些族群长期聚居在相对集中于某一区域性的飞地上，在较大的政治共同体解体后，在这些飞地聚居的族群（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例子那样）也可能提出成立各自“民族国家”要求的理由。于是便产生了分裂为越来越小的国家的可能性，产生了国内战争和种族清洗的幽灵。

全民选举苏联总统能有多么重要呢？如果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初支持直接选举苏联总统的主张，大多数苏共中央委员就会极为不满，因为当时国内的反共情绪由于经济问题的产生、“民族问题”的加剧以及东欧事件的示范效应（这一点不可小视）而越来越强烈，在过去一年里，由于刚刚获得的自由，苏联人民得以在自己的电视屏幕上看到共产党领导人如何在人民不满情绪的浪潮中被要求回答问题和被解除权力［20］，此外，根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资料（这些资料在当时是最可靠的），这一时期国内最受欢迎的两位政治活动家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还胜过叶利钦，当年5—6月，戈尔巴乔夫声望开始下降，而叶利钦的声望则开始上升——他们的地位逐渐发生变换［21］。

如果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3月或4月的全联盟直接选举中获胜会让党内的保守派很不高兴，一旦得到全民选举委任，他就不会再像担任非直选总统那样总是受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压力的影响。如果在选举中获胜的是叶利钦（考虑到他的声望不断上升，他无疑会当选），这当然是对机关更大的打击。不管怎么说，当时戈尔巴乔夫如果要求党作出总统全民选举决定，就像他在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提出竞争选举新的、真正的议会令全党吃惊的建议一样，他很可能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胡安·林茨和艾尔弗雷德·斯捷潘认为，把联盟（或者至少是它的大部分）作为新的、自愿的联邦保留下来的可能性已经不大，因为各个共和国的竞选在全联盟的选举之前就已结束［22］。总的说来，他们更看重于选举程序，不过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总统选举，而不适用于他们集中论证的议会选举，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1990年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之间，其实并不存在林茨和斯捷潘所描写的那么明显的质的差别。此外，俄罗斯的第一次多党选举在1993年才进行,这次选举恐怕还不能被视为“奠基性选举”，因为在1989—2004年这一时期内参加投票的选民数量一直非常少，很多俄罗斯公民回想起叶利钦在解散原议会时所采用的暴力仍感到很厌恶，1993年和1989年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尽管首次差额选举带有妥协的性质，但仍引发了高涨的热情（三分之一的议席留给了社会组织的代表）。如果苏联总统选举在1990年即各共和国总统选举前举行，这会是一个具有巨大政治意义的事件，将使获胜者以及革新后的联盟具有更大的合法性。

从保留由9个或更多共和国组成的联盟的角度来看，可以肯定地说，假如叶利钦获胜会具有特殊意义［23］。尽管许多研究者公正地指出，如果地方精英在革新后的、较为宽容的苏联范围内决定争取主权，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会有相当大的制度资源可以动员［24］，但叶利钦本人对苏联瓦解还是起了重要的、也许是关键的作用。在叶利钦关于俄罗斯脱离联盟而“独立”的声明中有某种令人费解的东西，从一定意义上说，联盟就是“大俄罗斯”，而且大多数俄罗斯人都赞成保留苏联——在它瓦解前后都是如此（只有1991年年底那段非常短的时间除外）［25］。所以，叶利钦关于俄罗斯法律高于联盟法律、俄罗斯必须追求“独立”［26］的声明未必符合俄罗斯的长远利益，当时他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是因为他急于要占据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位置，这一任务对他来说比保留大联盟更重要。显而易见，要是叶利钦在1990年当选苏联总统的话，他就无需一再坚持俄罗斯独立了，很可能正相反。

促使苏联迅速解体的是种种新的自由和政治多元化，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立自由化和政治多元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戈尔巴乔夫，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为这一结局创造了前提条件，但他的行为造成国家解体的后果是他没有料到的，只有那些认为最好不改革苏联政治制度，让这种缺乏政治、精神和宗教自由的集权制度连同无效经济一同保留下来的人才会指责戈尔巴乔夫，说他使过去——在稍稍流露一点分立主义情绪便会遭到严厉制裁条件下——想都不能想的事情有了实现的可能；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除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要求独立的分离作用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叶利钦决定打俄罗斯牌来对抗联盟的做法，以及1991年8月叛乱行动，尽管这些叛乱者的本意希望阻止赋予各共和国广泛权力的联盟条约的签署，但由于考虑不周而使本想避免的结局提前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