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起跑”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社会党国际决定召开裁军会议并邀请美国和苏联代表参加。倡议召开这次会议的是勃兰特和索尔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局势重又紧张起来，欧洲被拖入军备竞赛新阶段，而让人不解的是此时社会党国际还没有自己的这方面行动领袖。社会民主党人对于有可能在西德部署美国中远程导弹（应对苏联同类导弹）、在战场上出现核武器、计划制造中子武器深感忧虑。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美国提出新的军事学说、声称有可能在欧洲战场进行“有限核战争”的情况下发生的。

下面一个事实说明了当时即在20世纪70—80年代之交人们对核战争威胁的关注程度。1980年秋在马德里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我作为《新时代》周刊的特派记者参加了这次大会。社会党国际总书记伯恩特·卡尔逊（我以前就认识他，他在1988年的洛克比空难中遇难）提议举行“一对一”的会见并讲了这样一件事：社会党国际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活动家（卡尔逊没有指名道姓，但当时可以猜出指的是勃兰特）提议“在自己人中间”讨论一下，是否到了把人类基本知识代码化并把这些信息放到安全的地方、放到月球上去的时候！

社会党国际裁军会议于1978年5月在赫尔辛基举行，一些与会者对以苏共中央书记鲍·波诺马廖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参会存有一定戒心。但第一步已经迈出。波诺马廖夫的讲话提出了在裁军等问题上建立某种协同动作经常机制的想法，这一提议受到与会各方积极回应。社会党国际由于自身成分复杂而无法作为谈判伙伴表态，于是决定成立一个裁军问题工作小组，小组受命进行必要的接触，包括与苏方，小组负责人是索尔萨，正像后来勃兰特所写的那样，他是“十分了解莫斯科政治舞台的专家”［4］，后来这一机构改组为社会党国际裁军和军控协商委员会。

到1985年春大约有20个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与苏共建立了联系，并通过互派代表团、交换信件和信息保持着联系，协商委员会对莫斯科和华盛顿进行了一系列“穿梭式”访问，以便同官方人士、外交官、军事专家讨论那些能够推动当时停滞不前的苏美谈判进程的想法和建议。国际社会民主党主张回到缓和的立场，在当时对里根政府坚持“星球大战”计划并向“万恶的帝国”发出威胁的对抗方针是某种制衡［5］。米·谢·戈尔巴乔夫在其1985年3月会见协商委员会时有种种理由对该委员会的活动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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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取得领导地位和他倡导实行的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引起了特别关注。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比他们的右派、保守派阵营的论敌更有对这一转变的意义作出正确评价的准备。双方对发展关系的关注有了新的动机。

在社会民主党人方面这一点在最初几个月就表现出来：1985年5月比利时、意大利、法国和希腊社会党代表团，英国工党代表团，芬兰和瑞典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与其他许多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庆祝活动，这样做显然不仅是为了对苏联各族人民为共同战胜法西斯作出的贡献给予应有的评价，而且是为了对苏联领导人更替后的形势进行“试探”。英国工党领导人尼尔·金诺克当时致信戈尔巴乔夫（他们在这之前即1984年12月在伦敦见过面）表示，希望恢复1945年伟大胜利带来的合作精神［6］。

同年5月底，维利·勃兰特应戈尔巴乔夫邀请来到莫斯科，举行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会见（顺便说一句，在这之前不久里根拒绝会见正在美国访问的勃兰特），会谈给勃兰特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是戈尔巴乔夫在回答所谓“人道主义”问题时的坦诚，勃兰特后来在回忆这次会见时写道：“早在1985年我们第一次会见时我就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内行干练、了解情况、坚定而又灵活的对话者。关于个人的历史作用的永恒争论获得了新的同时又特别鲜明的色彩。有关人员相信，他的论证方式在很多方面反映了他和他的夫人多年来屡屡在思想上遭遇的失败。然而即使了解苏联现实情况的人也不怀疑，苏联内外政策将要发生多么深刻的变化。”［7］

戈尔巴乔夫本人通过这次会见也相信，同国际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协同动作存在着现实可能性［8］，对话双方商定通过受托人保持经常接触。这一联系渠道后来一直畅通，起到了自己的作用。

米·谢·戈尔巴乔夫以总书记身份进行的第一次出国访问就安排给了社会党人——法国总统密特朗；当时西方舆论注意到这一情况，尽管访问具有国事性质，法国电视台在访问前夕对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专访，记者们问道：“据说你们与欧洲所有社会民主党政府都保持着良好关系，是吗？”戈尔巴乔夫答道：“近年来我们与各社会民主党进行了积极的合作……我们认为，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会妨碍在解决战争与和平等迫切问题上的合作。”［9］

社会党国际第二次裁军会议于1985年10月中旬在维也纳召开，此时距拟议中的苏美日内瓦最高级会晤只有5个星期，这样一来，这次会议就成了向世界舆论表示其忧虑并呼吁两个超级大国领导人达成积极协议的合适机会。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美国、苏联、联合国以及中国、印度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官方代表，会上许多发言人提到苏联新领导人的和平建议，认为这些建议值得认真对待和讨论。

因此，美国政府代表——军控和裁军署署长肯尼斯·阿德尔曼的发言使人们大失所望。阿德尔曼在会议第二天才抵达，而且第二天上午议程安排他发言他又不在会场，这很可能是一个花招：让苏联代表（鲍·波诺马廖夫）第一个走上讲坛，以便随后对苏联以前的整个政策提出指责，试图以此证明美国战略防御倡议是“防御性的”。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对会议产生了消极影响，人们纷纷向阿德尔曼提出问题，然而他的回答并未消除提问者的疑问和忧虑。在向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发出的《维也纳呼吁书》中提出的建议与苏联新的对外政策大体上是一致的，这一政策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在戈尔巴乔夫向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此之前即在1986年1月15日的声明中所提出的销毁核武器的计划中，获得了更加具体的说明。

在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传来了社会党国际主席、时任瑞典首相的奥洛夫·帕尔梅遇刺身亡的消息。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们默哀一分钟悼念瑞典社会民主党领导人。1993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斯德哥尔摩纪念帕尔梅的讲演中说到：“不难想象事情的微妙：5000名代表，当时还是社会民主党思想敌人的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远未发展到人们的头脑已摆脱数十年来所灌输的偏见和顽固教条程度的改革。但在我们中间，在苏共领导人中间，没有丝毫疑问：代表大会应当对这位卓越人物表示悼念。大会主席在宣布会议开幕时提议这样做，全体代表起立默哀。”在默哀的这一刻，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一些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想解放、逐渐理解全人类价值重要性的东西印在了许多人的心目中。

按照韦内宁的评价，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报告中关于国际关系问题的许多观点与社会党国际的根本方针是相近的，代表大会促使人思考，戈尔巴乔夫的“新哲学”值得社会民主党人给予最认真的关注。德国联邦议院的一批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分析了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并得出结论，苏联的变化对于社会民主党人制定东方政策第二阶段的基本思想具有重大意义，他们认为目的是促进建立“欧洲两个政治体系之间平衡的政治和经济相互依存网”，同时还打算利用社会党国际东方政策的新阶段鼓励共产党内的改革派别并展示与“民主反对派”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