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成就、错误及中断的原因

有一种盛行的说法，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坐失良机的时期”，这一说法的目的是贬低这一改革的实际成就，这些成就构成了苏联改革的特殊内容。

不错，改革时期确有疏忽甚至错误，但这些疏忽和错误不能决定米·谢·戈尔巴乔夫一班人在1980年代后5年所领导的所有革新进程的内容。尽管改造的历史时限很短，但在那段时期仍做了许多事情。例如，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者不仅实现了列宁在其晚年著作中提出的思想，他们还继续前进并开始对苏联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改革。结果他们对我国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质的改造。例如，他们已接近于建立以社会为取向的市场经济，并证明社会主义与市场不矛盾，但也不等同于市场。市场是经济领域：它不能也不应决定社会领域的发展、社会的政策和思想。

改革者不仅宣布而且真正实现了公开性和言论自由。他们废除了书报检查制度，将多元化引入了苏联政治生活和社会的精神领域，开始进行苏维埃的民主化和执政党的革新。在这条道路上他们遇到了苏共党和国家内的保守势力对改革的顽强抵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者就像他们的历史先驱——巴黎公社社员一样，简直是在“翻天覆地”，最终他们进行了国内第一次差额选举，建立了有有效反对派和独立的大众传媒的议会制度。仅苏联中央电视台当时就出现了好几个独立的反对派的节目，如“第五只车轮”、“观点”、“600秒”等等。

改革期间开始真正实现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除了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外，开始实行的还有像集会和游行自由、建立政治组织和政党、举行游行和集会、公民出国自由、信仰自由等这样一些对苏联来说非传统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在发展经济自由方面做了许多事情：劳动集体委员会开始运转、选举企业经理、生产自治得到发展。在举行了全民公决之后，关于签订实际上扩大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性和权利的新的联盟条约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改革者在苏联对外政策方面所做的有益于我国和整个世界的事情相当多。由于“新思维”，世界导弹核战争的威胁实际已远去，核武器试验受到限制，裁军过程已经开始等等。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松了一口气。所有这些事实不仅使“错失良机”论，而且使所谓苏联国家制度根本不可能改革的陈词滥调被彻底推翻。

在改革过程中对现有社会进行了质的改变和民主化，赋予它完全符合社会主义价值的新的、非常民主的尺度，尽管各种政治势力进行反抗，改革最终仍完成了主要任务——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国家的运转创造现实的先决条件。在我们看来，这正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史意义。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最终还是中断和停止了呢？

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相反的答案。一些人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改革的主要“建筑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未能及时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前景”并坚决转向自由主义，而在俄罗斯开始“激进改革”的鲍·叶利钦和叶·盖达尔就是这样做的。另一些人则相反，指责米·谢·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精英背叛社会主义事业和故意搞垮苏联［29］。我们看到，这两种人都同样对社会发展的纯主观原因和趋势评价过高，忘记了历史不是某个人的世界观的作用，不管这个人是小人物还是大人物。

在我们看来，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中断和停止是因为，作为执政党的整个苏共在改革之初没有站在应当解决的历史任务的高度去应对时代的挑战，用列宁的话来说，苏共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不能带领广大劳动群众前进的“骄傲自大的党”的状况，所以在鲍里斯·叶利钦实际上禁止苏共存在之后，不仅普通公民而且党员本身都没有提出比较像样的抗议。

生活表明，在一个由共产党组成社会政治、组织和思想轴心的国家里，政治改革应当从改革执政党开始，首先从改革对国内革新进程百般阻挠的党的官僚机关开始。历史事实表明，正是这个机关在八月叛乱期间给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以相当大的支持。这是改革倡导者的一个严重错误，他们迟迟没有对执政党进行革新和民主化，包括将其分为社会民主派和保守共产主义派，而这两派在改革的后几年，特别是在俄罗斯共产党成立之后，在苏共内清楚地显现出来。

在进行改革时还有其他一些同样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发生在社会的技术和经济领域。

应当指出，历史遗留给改革者一大堆需要给予特别关注的错综复杂的国内问题，其中首先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生活水平问题。

改革者正确地确定了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目标，但未能使劳动生产率在科技进步和恢复国家生产潜力的基础上得到增长。改革之初这个问题曾被改革者提出，但很快就被其他问题所排挤。同时在生产力、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提高的情况下，无法同世界先进国家进行平等的竞争，而当时这些国家在掌握了当代科技革命的成果后已经进入了新的后工业时代，苏联在当时基本上还是一个有着粗放经济和发展过快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的超工业大国，高层军界官员和部分保守的党内官僚的阻挠妨碍改革者在应有的程度上实现军事工业既定的转换，从而加剧了国内1980年代末出现的困难的经济形势。

说到这里应当指出，苏联在这一时期所拥有的强大的军事潜力彻底推翻了亨·基辛格等西方专家的看法，他们认为“改革是西方在冷战中胜利的结果”。

在我看来，当然不能不考虑外部因素在苏联社会演进中的作用，但也不应当夸大它们的历史意义，苏联作为核大国在1980年代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强大得多，尽管军备竞赛对苏联人民来说实际上是沉重的负担，但认为这是苏联和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则是错误的，其根源在于把军事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绝对化。

改革者由于把精力主要集中在政治改革上而未能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给他们的经济问题，他们在短暂的历史时间内未能振兴不断下降的经济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改革反对者反抗的增强，向市场过渡的计划一拖再拖。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农业中，一方面，传统的农业经营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到了尽头，而在改革过程中建立的私人、合作和租赁企业则由于种种原因还未产生效益，至于说组织农场运动，那么它在各地常常遭到极端仇视，在一些农村“火灾”开始蔓延：着火的通常是农场。

由于反改革势力的阻挠和改革政策中的疏忽，国内出现了经济和财政困难。西方许诺的援助姗姗来迟，在向居民供应必需商品方面出现了缺口，这使得相当多的人远离了改革，结果改革者失去了自己的群众社会基础。由于对改革的物质结果不满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许多人开始转到改革的敌人一边，从而使右的和左的激进派充实了队伍。总之，改革的过程证明了一个古老的真理：必须通过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使社会的政治自由得到巩固，否则改革就会失败。

若不是1991年的八月叛乱打断了改革，上述错误和疏忽本来是可以改正的，组织叛乱的是保守的官僚势力，他们认为继续改革将直接威胁他们的生存。

众所周知，1990年代初国内形成了三大社会政治力量：改革的拥护者，保守派和自称“激进民主党人”的新自由派。

改革的拥护者主张彻底实现其在国内建立革新或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战略；保守派呼吁向后退，退到改革前时代，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就是“消灭”现有的社会制度；新自由派则相反，要求尽快结束“社会主义实验”并坚决走向资本主义，其中叶·盖达尔后来在解释这一战略时说：“主要问题是——我们将得到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贪污受贿的资本主义……还是文明的资本主义。”［30］结果，力图使苏联社会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的保守派和新自由派竭尽全力要把它分裂为几个部分，从而破坏改革。

上述政治力量在八月叛乱期间的斗争尤为激烈，当时在3天时间内发生了三次重要的历史转折。第一次转折是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为代表的保守派实施的，他们在首都组织了政权交替并宣布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为无行为能力的人；为此所有民主力量都作出了回答，他们不愿意回到改革前时代，他们制止了叛乱分子，把总统从“福罗斯囚禁地”解救出来；最后，第三次历史转折出现于聚集在鲍里斯·叶利钦周围的激进民主派的幕后活动中，叶利钦在叛乱期间转而将联盟政权的国家主要机构控制在自己手中，所以从福罗斯返回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专门发布指令收回政权和对国家的控制。

这一缺乏研究的社会生活时期，实际上是苏联联盟总统和俄罗斯总统两个政权并存的时期，这一时期各共和国与中央的斗争急剧激化，各共和国开始公开脱离中央（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未经批准退出联盟，乌克兰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俄罗斯总统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拖延通过他们已草签的联盟条约，等等），结果米·谢·戈尔巴乔夫旨在保存联盟的不懈努力没有达到目的。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和苏联历史的最后一个时期以联盟的解体而结束，三个共和国的总统——俄罗斯的叶利钦、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的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密林中依照双边协议实施了这一解体行动。这三个人的名字成了一个曾经决定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国家的解体和许多民族的悲剧的象征。

在我们看来，联盟的解体和改革的中断是两支对立的政治力量——保守派和新自由派——共同行动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两支力量在俄罗斯议会联手投票赞成批准别洛韦日协定。结果在几百名俄罗斯议员中投“反对票”的只有区区几人。

这样一来，改革就以联盟的解体即以那个应当改革的客体的消失而告结束。1991年12月25日米·谢·戈尔巴乔夫关于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的著名电视讲话对这一时刻的记录准确到了分钟。我想强调指出，这里我们说的是改革结束的纯形式的时刻。在这一时刻的范围之外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思想政治影响仍然存在，在我看来，在改革的战略——在俄罗斯建立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实现之前这一影响将保持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