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保送到私立沪江大学

1930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我被保送到上海沪江大学，它和我上的中学同属一个系统的教会大学，原名Shanghai College，就在那一年被改为University of Shanghai，校长为著名爱国华人刘湛恩博士。

在中国，像我这样家庭贫寒的人能进大学几乎是不能想象的。因为私立大学大抵都要求学生支付巨额学杂费，像当时的复旦、光华等大学，只有富裕家庭的子女才能上得起。尽管沪江大学对保送入学，出身于贫寒家庭的子弟有些优待：（1）可以免交学费；（2）可以做些勤俭就读的服务工作，挣些零用钱。然而伙食是学校团办的，每年须交一百四十多元的膳费。这个数目决不是一般人家一时所能凑足的，更不消说像我那样一个家庭了。

我能离开宁波到上海，第一须取得父母的同意，因为我是家中独子。第二是我须凑足这笔令人寒栗的巨款，一一求助于周围的人士。首先给我希望的是高年级同学陈运惠君，他是开鲜蛋行的一位小老板，通过其同级同学郑友揆君向他告贷，出六十元送我上学，凑上《时事公报》的姜老师给的三十块银元稿费，总共九十块大洋，这就足以取得双亲的同意了。

到了上海，我借宿在曾出租其后院房屋给我家居住的陈信友君的父母家里。陈信友是供职于美孚洋行的陈根发的大儿子，他曾在四明中学读了初中一年级，后来跟着父母迁至上海九亩田上学，毕业于上海私立新民中学，楼邦彦君是其同学，我们算是同街坊的小朋友了。承他报答我父亲对他在宁波时的照料之恩，收留了我。

又经陈信友君的介绍、推荐，向楼家伯伯借了六十元，才算凑足了一年膳食费，于是我们三人一起走进了位于杨树浦江边的沪江，在“伊凡思”楼落脚了。当时我带去的只是一条由五颜六色布条拼成的棉被，衣服破旧也很少，和他们俩相比，自感寒酸。幸亏陈信友君的母亲慷慨，宽厚地为我们三人各做了一件颜色相同的弦纱长衫，我也得以小加掩饰，心情才平静了些。但我最后借到的六十元钱，是经陈信友君祈求，并由我向楼家伯伯开了借据才借到手的。这种经历既使我感到他们对我的支援是非常难得，又确实让一个自尊心极强的青年感到难堪。把大城市里的人际关系——金钱关系和家乡左邻右舍田园诗般的纯洁关系对比，我深深地感到我失落了什么，给我内心留下了难忘的痛苦。以后每到周末，看见那些豪华轿车长蛇阵式地充塞这所不大的校园，再想到自己未来几年的艰苦前程，使我开始接触这陌生而异样世界时的高兴心情，竟完全让位于迷惘了。我没有申请勤工俭学的助学金。但从宁波来的王瑞柄君和从广东来的英德惠君，一个给女生理发，一个给男生擦鞋。我当时总感到这些有点难堪，这是我的自卑心理造成的。一种不甘心落在别人之后和孤芳自赏的自尊心情开启了我的不寻常的成年过程。我猛扑在每一门课程上，死死咬住不放。一个晚上就把人体上二百零一根骨头的拉丁文名称都背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