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录》的修订，对门第观念的变革，对门阀社会的衰亡所起的积极作用，应给与一定的历史评价。再说武则天广树私恩，在官僚队伍中培植亲信。武则天为实现雄心勃勃的政治抱负，毕生坚持不懈地用各种手段扩大自己对官僚阶层的影响，不断培植和更新拥戴自己的官僚队伍，奠定了她一生成功的基础。唐高宗在世时，官员选拔升迁制度的种种发展变化，都明显有她插手的迹象。贞观初裁抑武德官员，并省编制，朝中文武总留640员，约为隋代和盛唐数字的1/4。

但“时选人渐众，林甫奏请四时听选，随到注拟，当时甚以为便。时天下初定，州府及诏使多有赤牒授官，至是停省，尽来赴集，将万余人”，贞观三年杜如晦也曾言及：“今每年选集，向数千人。”这说的都是全国官员的铨选数字了。可从这每年铨选擢升调迁的人数推知内外官员总数，应已接近后来一万多名定员的规模了。唐太宗一再强调：“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就是针对官僚队伍不断膨胀的情况而言的。但周隋以来，自打破九品中正制的门第限制，大批新成长起来的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蜂拥进入官场，他们代表新兴普通地主的政治要求，是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武则天登上政治舞台后，像一下子为他们打开了闸门一样。

显庆二年（657年），继承其父刘林甫主持吏部选事的刘祥道上疏告急：“今之选司取士，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一千四百，伤多也；杂色入流，不加铨简，是伤滥也。”他具体分析官员人数：“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略举大数，当一万四千人。壮室而仕，耳顺而退，取其中数，不过支三十年。此则一万四千人，三十年而略尽。若年别入流五百人，经三十年便得一万五千人，定须者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须之数。况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犹多？？计应须数外，其余两倍。”显庆三年（658年），中书令杜正伦亦言“入流人多，为政之弊”。但“时公卿已下惮于改作，事竟不行”。

事实恐怕不仅是公卿如何，武则天这时已开始干预朝政，她很自然地成了新进寒门官员的政治代表，有她作背景，大臣们是很难逆这股潮流行事的。以至于“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

到武则天临朝时选人数字已膨胀到惊人的程度。上元二年（675年）又始设“南选”，以便在江淮以南主要是岭南、黔中铨选拔用人才，也是例证之一。另外，“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的制科，在这时出现，也似非偶然。《唐会要》卷76《贡举中·制科举》以“显庆三年二月，志烈秋霜科，韩思彦及第”为第一条，所以有人认为“正式的制科考试始自高宗显庆三年，武则天创制的动机是为了表现皇后地位的正当性，之后则是为了武周政权的正当性。”新出现的泛阶制更能说明问题。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在泰山行封禅礼。武则天以这样祭天地告成功的大典排除妇女，“礼有未安”，主动提出自己“帅内外命妇奠献”，于是以皇后身份取得了继皇帝之后升禅地坛主持亚献的特别荣誉。这次封禅从驾文武仪仗提前两个月出发，数百里不绝，“东自高丽，西至波斯、乌长诸国，朝会者，各帅其属扈从，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咽道路。”盛况空前。礼成，“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这也就是杜佑所说：“乾封以前未有泛阶。应入三品，皆以恩旧特拜，入五品者，多因选叙计阶，至朝散大夫以下，奏取进止？？乾封以后始有泛阶入五品、三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