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医院，我赶紧安慰泪流满面的乔治亚，尽我所能地安抚脸色苍白、受到惊吓的凯瑟琳。我依然怀着一线希望，希望这里面出现了什么错误，只需要简单解释解释就好了，我们都忽视了解释，解释清楚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当我请求看看扫描图时，我看见她的左脑顶叶里的确有一个不祥的高尔夫球大小的黑色包块。很久以前，我曾获得过一个心理学学位，因此核磁共振图像对我来说并不完全陌生，我绝望地问医生这种异常现象是怎么引起的，他们的回答让我感到头晕目眩。因为这004第一章篇首语种病根本就没有解释。

我们当晚是在医院中度过的，我们给彼此打气。第二天一早，一架直升飞机就将凯瑟琳送去了蒙彼利埃——法国当地的一所神经医院（也许是最好的）。在共度了舒适的一晚之后，我眼睁睁地看着她被当做一名紧急救助病人用飞机送往了一个遥远的神经病房，我心如刀割。我沿着高速公路追着直升飞机一路飞奔，直到这时，我才开始真正感到震惊。我的心飘忽不定，我试图理解现实的情况，以至于我都无法专心开车。我放慢车速，一个小时后我到达了GuideChaulliac医院大楼，结果发现那里没有空的停车位。最后我找了一个颇具创意的停车地方，很有法国特点，我将车停靠在一个路边银色侧石上。医院的一名护工对我摇晃着一根手指头，表示不赞成，但是我大步流星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现在我心绪不平，疯狂地想要找到凯瑟琳。如果那一刻他试图阻拦我，我想我会打断他的胳膊，让他去做X光。我火急火燎地赶往五楼的神经紧急病房，这会儿最好任何人都不要挡我的道。在这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了上医院的人的情绪。我现在一门心思只想找到凯瑟琳，任何普通规则此时对我来说统统不适用，我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发现凯瑟琳坐在一张推车病床上，穿着黄色的防护服，看上去既迷茫又困惑。她看起来是那么脆弱，但是无论问她什么问题，她都能配合回答，态度尊贵、坚韧。最终我们被告知几天之内医院将安排为凯瑟琳动手术，在这期间，服用高剂量的类固醇能减少肿瘤周围的炎症，这样才能更容易将肿瘤取出。

看着她坐在推车上被推着在走廊上行走，穿着她那无背防护服，默默地四处观望，神情既困惑又高贵，对我来说，这也许是最难熬的时候。后勤工作都安排好了，我们来到了该来的地方，孩子们也有人照看，现在我们得在这里等三天，接受和适应新的现实。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医院里陪伴凯瑟琳，要不就是在前厅的电话旁向亲朋好友狂扔炸弹。接到电话的人的反应都大同小异：刚开始有点难以置信，接着是震惊，通常还会掉眼泪。三天过后，我成了老手，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时，我能够熟练地引导他们经历这三个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