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潮流

20世纪在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值得记忆，因为已经注定被标记为发展主义的现代化进程。

发展主义现代化对人类历史具有无可替代的影响力，可能是迎合并实现了人类物质欲望永难餍足的本性，因而具有“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深层意义。其主要标志是提出并实践了如下四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化名词：“现代化”、“发展”、“市场化”和“全球化”。其中，“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词是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并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潮流的基本背景，引领了人类社会进入“摩登时代”，也同样成为了后面三个名词的基本底色。“发展”（development）一词是在40年代内涵开始转变的，在50年代与“现代化”融合，使得“现代化”成为“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成为“发展”的核心手段。“市场化”（marketization）一词则是在70年代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逐渐兴起的背景下，作为扩散“现代化”的一个工具出现。其目标是走向经济自由，附带政治民主，相信人类社会如同自然界一样具有自发秩序。“全球化”（globalization）则是80年代末适应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全面过剩、寻求全球扩张而开始兴起的一股潮流，为了实现资本全球自由流动而推进一系列“制度变迁”，意图实现“现代化”、“发展”和“市场化”的全球扩散。

1“发展”潮流

“发展”一词最初来自“殖民开发”。在二战之前，“发展”不具有现在认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所谓进步的含义，而是表述为文明社会改造和开发非文明社会的正常过程，其主要方式是复制发达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价值观等，实现非文明社会（主要是殖民地）的文明化（宗主国化）。

二战以后，随着殖民地解放、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和现代化理论的兴起，“发展”经历了以物质财富积累为中心的经济增长观（以战后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代表），以社会文化观念更新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观（以布莱克现代化理论为代表），以社会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以托达罗综合发展框架和佩鲁新发展观为代表），涵盖经济、社会、生态和人类发展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以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可持续发展观和阿马蒂亚·森真实自由观等为代表），以及中国作出首创贡献的融汇现代手段和目的的科学发展观。

上述五个发展观内涵的变迁，凸显了20世纪在寻求民族独立、解除宗主国的殖民主义压迫和统治的过程中，诸多发展中国家不断纳入西方现代模式的“发展主义”，尤其是二战之后，“发展”成为主旋律。其中，“发展”与“现代化”的关系最为显著。“现代化”的两个主要手段——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不二法门。以至于有人评论说，在人类的智慧范围内，除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外，还没有找到第二条脱贫致富的途径。［6］

2“市场化”潮流

这一潮流来自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恢复古典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并在两大阵营的对抗中因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大获全胜而逐渐成为主流。正如诺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中所描述的：“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完成形态则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7］

市场化崇尚的是经济理性，这来自经济学的基本假定——理性经济人。市场主义者坚信经济自由能实现市场的自动均衡功能，坚信自利带来他利，带来整个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正如自由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用反喻法作出的宣言：“若要让社会裹足不前，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给所有的人都强加一个标准。”［8］自由主义在1989年已经被弗朗西斯·福山断言是“历史的终结”［9］，他如同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一样，相信人类再也找不到比“自由、民主”更好的社会制度。

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民主进步的思想相伴随，汇集成20世纪后40年一股巨大的洪流，冲垮了被称为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阵营［10］，并在90年代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后，完成了天下一统，使得全球都附庸在市场化的体系之下。由此，自利的理性经济世界观也从个人到地区、国家，乃至全球扩散。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范式，在每一个追求发展主义现代化的地区蔓延，汇集成一股市场化并向全球扩散的洪流。

3“全球化”潮流

这一潮流来自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市场化潮流的胜利。

柏林墙倒塌后，20世纪主导政治经济格局的两大阵营的分野也消失了。“现代化”、“发展”、“市场化”等浪潮，不再拘泥于国家和地区，也不再拘泥于是名为“资本主义”，还是名为“社会主义”，都被纳入到全球一统的市场体系之中。交通、通信方面的技术进步，以及互联网的兴起，为全球化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使得全球化畅通无阻地向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领域渗透。

但是各大生产要素在全球化进程中受到的制度约束大不相同：劳动力要素越来越被护照、签证等卡住，无法自由流动；技术要素也有十分清楚的国家壁垒和产权约束；土地要素本身具有不可移动性。这几种主要的生产要素不得不就地资本化或国境内资本化。而真正实现了全球化的，只是资本要素。［11］

“现在的全球化，它实际上只是资本的全球化，而不是劳动的全球化，不是土地的全球化，不是技术的全球化，也不是管理的全球化。在诸多生产要素里面，唯独资本全球化了，唯独资本自由化了。其他生产要素，都被排斥在外。这是一个强者对弱者的排斥，是一套形成全球性的广泛认同，已无法调转方向的机制。”［12］

我们从三大潮流的接续兴起中，很容易看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追随的发展主义现代化，是一条“以资为本”的排斥性发展主线。

可以说，“以资为本”体系的形成和扩散，是20世纪异于以往世纪的最大特征，也是20世纪留给21世纪的最大遗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那些能够在不自觉的继承中自觉地扬弃、注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社会群体，才可能成为人类进步的引领者。